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對外戰略都有三個方面的來源。首先是它的國情。自然環境、地 理位置、人口構成、經濟基礎、政治體制、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歷史傳統等等，是相 對穩定的物質因素、制度因素和思想因素，也就是這個國家對外戰略的物質基礎、制度基 礎和精神基礎。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各國外交戰略和政策的特殊性。其次是該國的社會 發展需要。在特定時期的國內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決定了政治鬥爭的內容， 產生了國內外政策調整的需要。人們常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是正確的。不過，在 某種條件下，內政也可以成為外交的延續，在開放的全球化時代尤其如此。第三是該國所 處的外部環境。國際政治格局（即世界主要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的權力結構）即它在這一 格局中所處的實力地位，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國際政治、安全、經濟關係的運行機制和 規則，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等非政府組織，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和生態環境問題等 等，構成決定該國對外戰略的主要外部因素。
基於這種認識，本書前四章分析了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的國情基礎、國內社會需要和 國際環境。第一章第一節簡單講述美國特性，即美國在種族構成、價值觀、政治、經濟、 對外關係等方面區別於其他國家的特殊國情與傳統。第二節分析冷戰後新的國際環境給美 國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第二、三、四章分別展開對當前美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發展 趨勢的探討，指出美國經濟以新技術革命為推動力，優化產業結構，保持了1992年以來 的經濟持續增長，增強了國際競爭力。在政局保持穩定的同時，金錢操縱選舉、國會同政 府的爭權奪利、接連不斷的政界醜聞，引起了公眾對政治領導人的強烈不滿。美國社會內 部的貧富差距繼續擴大，種族矛盾和社會痼疾深化，多元文化主義和傳統基督教主流文化 進行著激烈較量。 接著，本書第五、六、七章分別刻畫美國的對外經濟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和人權外交 的基本輪廓。這三章都從冷戰時期形成的美國政策傳統和積澱談起，然後分析冷戰結束後 美國在這三個具體外交領域裏所遇到的新問題，最後將重點放在戰略調整的措施和方向 上。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首先強調經濟安全。它力求主導全球經濟的運行機制和規則，同 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既有經濟摩擦，又相互協調政策。冷戰後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定名為 "參與和擴展戰略"，其內涵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具有更大的外向性。美國在冷戰後加緊 推行人權外交並使之在政府政策中制度化。但其國內的政治和社會變化將給人權外交帶來 更多的牽制因素，"促進人權"不可能成為美國外交的中心任務。
這樣一種章節編排，反映了我們的一個基本觀點，即兩極格局崩潰後，美國外交不再 圍繞同大國的對抗和聯盟展開，而是更多地受國內因素的制約。其外交側重點逐漸從國家 間關係問題轉向功能性的"問題領域"。這種轉變反映在克林頓政府多次提出的經濟安 全、國家安全和人權這"三大外交支柱"上。具體地說，冷戰後美國外交的目標是維護西 方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拓展美國的海外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防止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推進西方式民主和人權，以及保護生態環境、制止非法移民、打 擊走私販毒、打擊國際恐怖活動等等。這些外交目標既符合美國國情和當前的國內需要， 也是在全球化進程加速時美國政策調整的必然方向。
按照不同的"問題領域"來分析美國全球戰略，同強調內政與外交相互作用的著眼點 是相互補充的。美國的國內政治、經濟需要，國內各種利益和觀念的衝突與融合，在外交 上都有所表現，而且反過來又影響美國的對外關係。例如，在冷戰後的國家安全問題上， 由於國內安全頻頻受到國際非法活動的侵擾，國內緝毒工作和處理非法移民問題也必須得 到外交行動的配合，因此美國國家安全內涵擴大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又如，美國對外貿 易和投資政策的調整，必須配合其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尤其是資訊產業的發展，於是它 提出"公平貿易"原則，保護知識產權，積極開拓其資訊產品的海外市場。在人權外交方 面，國內公民權利意識的加強，宗教右翼的凸起，多元文化的發展趨勢，都形成了新的動 力。國內因素對外交政策的投射，充分表現在上述外交"三大支柱"上。分別探討這三大 問題領域，有助於揭示美國外交新戰略的調整方向和特點。
當然，傳統的地緣政治思想仍然在美國外交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也仍然十分 重視國家間關係，特別是它同主要大國之間的關係。但是它對其他大國的政策，是為上述 這些功能性目標服務的。正因為如此，把任何一個大國確定為戰略敵人，都無助於實現上 述目標，都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第八章裏有關中美關係的較為詳細的探討，試圖為美 國如何在外交中的功能性問題和國別關係中找到一個平衡點，提供一個案例分析。美國對 華戰略的目標，同其全球戰略的"三大支柱"是一致的，就是既要促進其經濟利益和安全 利益，又企圖促使中國朝它所希望的政治方向演變。要達到這些目標，不能採取同中國全 面對抗的方式，但必然同中國發生摩擦。
在簡單敘述冷戰後美國外交軌跡的基礎上，第九章對全球戰略的基本特徵和發展方向 進行了歸納總結。美國的戰略家和外交政策專家，在美國冷戰後外交應以什麼為首要目 標、應進行戰略擴張還是戰略收縮、應實行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等問題上，一直爭論不 休，莫衷一是。但實際上，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的主要輪廓和特點已經清晰。美國在經 濟、政治、軍事安全等領域維護並發展它在二戰後確立的一整套國際規範，以其他國家對 西方主導的現存國際秩序和規範的態度來決定其遠近親疏。它在大國中沒有確定的戰略敵 人，將繼續維持並鞏固同歐盟、日本的安全和政治同盟，力圖將俄羅斯和中國納入現存的 國際機制，借助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打擊伊拉克等少數所謂"無賴國 家"。由於國內因素對外交政策的投射作用，環保、移民、掃毒等全球性問題在美國外交 中的地位繼續上升。美國將在海外軍事干涉方面更為謹慎和"內向"，而在全球經濟、政 治、文化、資訊傳播等方面更為活躍和"外向"。
本書最後一章指出，對於根據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經濟競爭力暫時下降而得出 的"美國衰落"的結論，需要重新思考。從主要經濟指標、軍事能力、教育水平和人才流 向、對外文化滲透力、對國際機制的支配力、自我調節能力等方面看，美國的世界地位沒 有下降。美國稱霸世界的最大障礙來自它的內部：種族矛盾、貧富懸殊、政治醜聞、價值 觀失落、犯罪猖獗等痼疾，削弱著美國的社會凝聚力，損害了它的外部形象。就整體而 言，西方發達國家的力量正在分散和削弱。世界各地區和國家的發展模式趨向多樣化。因 此，美國雖然在21世紀初能繼續保持其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但無力稱霸世界。
如果說本書還有什麼特點可言，我在此特別想強調我們觀察美國時往往忽略的一個視 角，這就是美國人的文化價值觀、道德觀和宗教情懷，或者簡單說來，就是美國人的精神 信仰。我在簡論美國特色的第一章第一節裏，用略微超過比例的篇幅來探討這一問題，但 宥於本書中心議題而不能展開。在朱文莉撰寫的第三、四章和周琪撰寫的第七章裏，分別 談到當代美國政治、社會、文化、外交等各個領域裏，精神信仰所起的突出作用。誠然， 美國人重視物質生活，美國是一個消費社會甚至浪費社會，美國商業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 的影響舉足輕重，美國人在交往中比較不拘禮節而講究實效，典型的美國哲學是實用主義 哲學，美國政治裏到處是道貌岸然掩蓋下的利益角逐，美國在外交上也充滿實用主義，常 常用雙重標準處理國際問題……。對於去過美國，讀過有關美國的書，或同美國人稍有接 觸的人，這些都是淺而易見的常識。然而由於種種原因，美國人重視精神信仰的那一面， 是我們所難以瞭解的，更是難以理解並同他們溝通的。美國自稱信神的人在其人口中所占 的比例，大概比中國的無神論者在中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還大。就這一點來說，同樣是以 "務實"著稱於世的兩大民族，美國人的務實和中國人的務實之間就有巨大差別。因此， 要瞭解美國，就必須對它的文化和價值觀的根基和變遷有較為深入的認識。但這畢竟不是 本書的主題，只是在此借題發揮，以期引起進一步的探討。
本書各章節的撰稿人是： 王緝思（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第一、八、九、十章 朱文莉（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 第二、三、四章 王榮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第五章 彭光謙（中國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所研究員） 第六章 周琪（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第七章 本書是中華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專案。在申請和完成專案的過程中，得到中國社會科學 院科研局溫伯友、李正樂、李千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的張 沱生先生全文審閱初稿，提出了十分中肯和詳盡的修改意見，使定稿比初稿有了實質性的 提高。他還為本書的出版提供了重要幫助。王逸舟、陳小功、張沱生、張也白、金燦榮先 生組成的專案評審小組，對本專案給予了肯定和鼓勵，也提出了改進意見。在形成本書框 架和基本觀點的過程中，從李慎之、資中筠、陳樂民等師長的學術思想中吸取了營養。趙 梅、金燦榮、李暉、于麗華、鄧文彬、杜麗英、王欣等同事，為本書的文字編輯、稿件打 印、課題管理付出了辛勤勞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為課題組提供了大 量資料。陶文釗、顧國良、胡國成、鍾湘農等先生在行政工作上對我的支援，使我得以為 本書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特在此向以上同仁、朋友，以及在我的學術探索中提供幫助 的其他朋友，表示深深的謝意。不言而喻，本書的缺陷應由其編著者負責。
（一）民族構成方面
美國是由移民組成的國家。這是它區別於其他大國的最重要特徵。它最初是由英國清教徒為首的歐洲移民所建立的13個英屬殖民地組成。英國人最早移居北美。到18世紀，來自德國、愛爾蘭、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也有大批移民到達這塊英屬殖民地。他們逐漸採用英語和英國制度，但也同時保存各自的民族傳統與習俗。到二十世紀初，美國進一步融合了波蘭人、猶太人、義大利人、墨西哥人，以及來自中國和日本等亞洲國家的移民。美國的移民國家特性，對美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到北美去的"這些個人之所以遷移到那裏去，是因為他們的需要與古老國家裏現存的交往形式不相適應。因此這些國家在開始發展的時候就擁有古老國家的最進步的個人，因而也就擁有與這些個人相適應的、在古老的國家裏還沒有能夠確立起來的最發達的交往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最發達的交往方式"，主要指的是當時最先進的生產關係。這些歐洲移民有的是為了逃離專制統治和宗教迫害，有的是由於饑荒而遷居，還有的是為了創造財富和發揮個人專長來到美國，所以絕大部分屬於原居住國的中下階層。"美國從一誕生起就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的；美國是由那些為了建立純粹的資產階級社會而從歐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來的小資產者和農民建立起來的。" 17至18世紀，主要來自不列顛群島和歐洲大陸的移民帶去了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自由、先進思想和開放的文化。對於他們來說，美國是名副其實的新大陸，沒有國王和貴族，沒有歐洲那樣的等級制度，很少宗教迫害，卻有著極大的開拓機會。歐洲移民驅動著美國經濟杠杆，以巨大的力量與規模開發了北美大陸的自然資源，打破了西歐的工業壟斷。在非洲強制性販賣奴隸而造成的大批黑人移民，為美國的早期開發提供了豐富的廉價勞動力，內戰後美國工商業企業勃興，外國移民又為美國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另一方面，移民也為工農業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因為他們一踏上新大陸，就需要索取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一切社會服務，刺激了產品的需求和市場的擴大。
在美國二百多年歷史上，每一步重大發展都和湧入美國的移民浪潮息息相關。形形色色的民族和人種，受到經濟、政治和宗教力量的驅使，源源不斷地彙集在這片大陸，決心把美國變成他們永久的棲息之地。19世紀末美國跨入世界先進工業國行列後，繼續吸引科技人員和熟練工人移居美國。僅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就吸收了將近3700萬新移民。1890年至1900年期間，專業人員和熟練工人在移民總數中約占14%。到20世紀中葉，占世界人口總數6% 的美國，擁有350萬工程師和科學家，是世界總數的29%。 今天美國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研究領域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如在核能、航空、航太、電腦、生物工程等諸方面的領先地位，沒有一項離得開近幾十年來新移居到美國的科學家。可以說，美國的經濟發達和科技進步，不但依賴於歷史上的移民，也依賴于今天和未來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的新移民。
移民國家的特性決定了美國政治體制、文化和精神信仰必須是多元的。1787年制訂、1789年正式通過的美國聯邦憲法是美國的最高法律。英國移民在當時的美國人中占主導地位，因此美國憲法所包含的思想有不少反映了英國政治傳統。但是它也必須反映外來移民在地域、經濟利益、宗教信仰和文化上的多樣性。"美國多元民主的最初源泉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時期的宗教寬容。" 由於來自歐洲各國移民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新移民對原先清教徒一統天下的局面造成衝擊，宗教迫害不得不停止。宗教寬容為政治寬容創造了條件，各種利益集團學會了競爭和共存。
然而在號稱"自由之鄉"的美國，早期的多元民主和政治寬容並未導致全面的人權平等和社會公正。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裏，歐洲移民對原居住於北美大陸的印第安人採取驅趕、隔離和剝奪其政治經濟權利的政策，對從非洲販賣來的黑人採取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對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和包括華人在內的有色人種也採取了不同程度的排斥政策。美國國內的種族關係，包括不同移民集團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美國社會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是所有美國人深層自我意識的主要部分之一。"我是美國人"只是美國人自性（identity）的一部分，他（她）們的自我意識還必然包括自己是哪個人種（膚色）和從世界哪一部分來的移民。這種意識比自己的籍貫或出生地的意識要強烈得多。
一方面，從理論上說，美國法律中所規定的公民身份、公民權利和責任貫徹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這是機會上的平等，而不是條件或結果的平等。 從總統選舉、國會選舉到地方選舉，從法庭審判到民事糾紛，從尋找工作機會到提供社會服務，沒有一個社會生活的角落不滲透著一個移民國家內部的種族、文化差異。這種差異既造成了深刻的社會分裂現象和種族矛盾，又同時造成了美國社會特有的對多元化、多樣性的寬容。美國人崇尚個人自由和個人成就，這種成就在他們看來應該建立在個人努力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種族特徵、家庭出身或其他特權的基礎上。在某種程度上，美國人為自己國家政治、文化、種族的的多元化和多樣性而十分自豪，並常常以是否享有美國式的多元化、多樣性為標準來衡量其他國家。一代代的新移民，為了自己能夠在美國紮根，為了融入所謂主流社會並享有美國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艱難創業，苦幹終生。這一社會力量的源泉至今還遠未枯竭，仍然在推動著美國的發展進步。
雖然像19世紀那樣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很難再度出現，但近20多年來，美國仍然敞開大門，接受了大批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移民。在80年代的移民潮中，美國吸收的新移民達730萬人。截止1996年，9.3%的美國公民（2460萬人）是在國外出生的。1997年的美國人口中，13%為黑人，11%為講西班牙語的人, 4%為亞洲人後裔和太平洋島嶼人, 1%為土著美洲人。 如果說這些都是"少數民族"，從人口比例上說是正確的，但很容易產生誤解。因為美國不像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國那樣有一個主體民族。美國最大的種族群體是占人口73%的白人（其中不包括講西班牙語的白人），可以單獨區分出來的最大民族集團是不列顛血統，但它也只占美國人口的15%，其次是占13%的日爾曼血統，再次是黑人和占8%的愛爾蘭血統。從這一意義上說，美國沒有"多數民族"，所有民族集團都是"少數民族"（不過本書一些章節仍然依照習慣，將白人以外的美國民族集團稱為"少數民族"）。由於新移民的不斷湧入和各個民族集團的出生率不同，美國國內各民族集團的比例變化較大。據美國人口統計局估算，到2050年時，美國人口中將有23%的講西班牙語的拉美人後裔，16%的黑人，10%的亞裔人。也就是說，到那時歐洲白人後裔只占到總人口的一半。美國民族構成的進一步多元化，將對美國政治、文化乃至社會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將投射到美國的對外政策中去。
（二）精神信仰和價值觀念方面
美利堅民族在精神信仰方面的一個重要特性，是求實精神和宗教傳統的融彙交織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
由於美國封建制度的影響較小，又由於美國是國土遼闊的移民國家，國內居民的流動性極大，美國人民中有一種生氣勃勃的進取精神和自由開放的風尚。恩格斯在談到他在美國旅行時，美國人對新生事物的追求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說：
我們通常都以為，美國是一個新世界，新不僅是就發現它的時間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這個新世界由於藐視一切繼承的和傳統的東西而遠遠超過我們這些舊式的、沈睡的歐洲人；這個新世界是由現代的人們根據現代的、實際的、合理的原則在處女地上重新建立起來的。美國人也總是竭力使我們相信這種看法。他們瞧不起我們，認為我們是遲疑的、帶有各種陳腐偏見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實際的人；而他們這個前進最快的民族（the most go-ahead nation）對於每一個新的改進方案，會純粹從他們實際利益出發馬上進行試驗，這個方案一旦被認為是好的，差不多在第二天就會付諸實行。在美國，一切都應該是新的，一切都應該是合理的，一切都應該是實際的，因此，一切都跟我們不同。
崇尚變革創新，反對墨守成規，講求實效，不拘一格，是美國民族性格的一部分。19世紀30年代的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曾說："哲學在美國比在文明世界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受重視。" 這是指美國古典傳統哲學負擔最小而言。後來發展起來的地地道道的美國式哲學，是重經驗而不重思辨的實用主義哲學。美國人認為，"如果哲學不能容忍實踐的注釋，那麼哲學--而不是實踐--就應該被擯棄。" 這種思想是同美國早期移民不斷開闢新邊疆和不斷使用先進科學技術的歷史經驗相一致的。
與此同時，宗教傳統也深深影響著美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根據一些社會學家的研究，"對於是非問題的關注表明美國人比大多數工業化民族更具有宗教意識。" 早期移居美國的許多歐洲移民，在尋找經濟機會的同時，也在追求宗教自由，躲避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美國的海外擴張一直伴隨著傳教活動。美國的主流文化，是所謂"瓦斯普"（WASP）價值觀，即白種盎格魯*薩克遜人中的基督新教徒所信奉的宗教價值觀。
從憲法規定來看，美國是世俗社會。但就絕大部分人口宣稱他們篤信上帝這一點來看，美國又是一個宗教社會。美國社會的道德基礎無疑是基督教傳統。90%的美國人聲稱自己信仰上帝，其中人數最多的有基督新教徒、羅馬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有關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這保證了宗教自由和各種不同宗教的並存競爭。宗教多元化的過程中不斷湧現出新的宗教組織和教派。除基督教的各大教派外，新移民帶來了伊斯蘭教、佛教，並在美國有可觀的發展。美國無疑是世界上宗教最為多元化的國家。在今日美國，沒有一個教派的信徒能達到信教者總數的十分之一。
就政府同教會關係的法律方面而言，美國是政教分離的國家，政府不應對某一宗教有所偏向，宗教組織不能直接參與政治活動。然而在實踐中，政治和宗教從未徹底分離過。軍隊裏、國會裏都有專門牧師，最高法院房間裏壁上有"摩西傳十誡"的宗教油畫，每一張美元鈔票上都印有"我們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句。宗教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是無所不在、根深蒂固的。 在社會變革中，各教派中的信徒對政治、社會、文化乃至宗教本身的看法不同，又形成了保守派、自由派和溫和派，各自結成跨越教派的政治同盟。美國國內政治派別的分化組合，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的演變，都是同宗教勢力和影響的變遷息息相關的。
美國的政教關係，在美國總統身份上得到了典型體現。歷屆美國總統都要標榜自己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們經常去教堂出席教會活動，在所有重要的正式國務演講中請求"上帝保佑美國"。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指出的，"總統常是一位傳統的新教徒，屬於國內許多教派中的一個．但他們的個人宗教信仰要同公職分離。總統是統一的象徵。在這個宗教多元化的社會中，他作為一國元首，是全體美國人的總統。他確實也具有重要的宗教作用，即一種能把所有美國人團結在一起的共同信仰的象徵性作用。" 儘管美國是一個信仰自由的國家，但美國人普遍認為應當有某種宗教信仰。公開聲明自己是無神論者的人，在主流社會中會受到孤立或鄙視。從政、從教或擔任其他社會公職的人，更須在宗教問題上謹言慎行。
作為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新教神學，源於北美殖民時期加爾文教派的信仰，其教義是"上帝選擇"和"命運注定"。這種思想視美國人為最優秀的"上帝選民"，視美利堅民族為救世主民族，其使命是把上帝的福音傳播到整個世界。香港學者黃枝連把這種美國人的使命感稱為"替天行道"主義，是很貼切的。 其中的"道"，包括基督教教義的傳播，英美式議會民主制度的移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以及個人自由和天賦人權觀念的灌輸。美國人以其獨特的理想方式看待世界。一位美國政治學家指出："美國的理想--分解到它的精髓--乃是由兩個要素所組成：開明思想與宗教信仰。而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並將永遠存在固有的矛盾。" 這一固有矛盾，就是意欲衝破一切思想樊籠的務實精神，不得不受到宗教與道德信條的巨大而又無形的約束。燈紅酒綠下的人欲橫流，同質樸教堂中的莊嚴肅穆，既形成鮮明對照，又相輔相成。
在美國人的"開明思想"和宗教信仰之間，也有歷史上形成的某種協調和調和。美國早期的教會沒有像歐洲天主教會那樣曾經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而是其助力。根據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研究，資本主義精神產生於新教倫理，新教教義對18世紀美洲大陸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誘發和催化作用。在美國立國時期的新教倫理中，世俗的行為規範集中表現為勤儉、節欲、進取而嚴肅的人生態度。"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要導致資本的積累。強加在財富消費上的種種限制使資本用於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從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財富。" 同時，清教徒來到新世界建立一個"現世天堂"的夢想，要靠艱苦勞作後獲取的財富來實現，而不能靠繁文縟節和清心寡欲來實現。於是新教神學經過了同戰勝大自然、開拓新邊疆的社會實踐，滋生出一種強烈的功利性和實用性，在宗教的道德規範中注入了世俗的進取精神，將個人奮鬥後獲得成功視為靈魂得到拯救的象徵，從而完全消除了過去那種在財富與罪惡之間劃等號的舊觀念。這就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由來。深受美國人尊崇的政治家、科學家、哲學家和開國元勳之一本傑明*佛蘭克林，就是集宗教道德說教和實用主義哲學於一身的人物。
在美國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為追求美好生活、思想自由和物質財富而冒險開拓，表現為"西部牛仔"式的個人自由主義。所謂"美國夢"，就是指美國人在自己的新世界裏抓住機遇，謀求發展，決不停息，永無止境，憑著勤勞肯幹就能夠取得成功的一種理想，而且他們相信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應當而且能夠生活得更好。這種個人追求決不排斥物質消費和感官享受，但也不同宗教信仰全然衝突。根據韋伯的統計，美國現代企業的資本所有者和經營領導者當中，在技術和經濟方面受過較高訓練的人當中，新教徒占絕大多數。 當然，當代美國社會中過度的超前消費和享樂主義，已同宗教信條格格不入，整個社會的風氣同立國初期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不可同日而語。
實用主義的利益角逐和金錢操縱同社會公正和道德規範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制約、相互包容。這種務實精神與道德約束之間的矛盾統一關係，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其體現方式。例如在商業活動中的利潤第一必須同信譽第一相平衡；從原則上說，勞動市場上的自由競爭不能有種族和性別歧視；高收入要有累進所得稅制度加以制約以保證公平；提倡物質消費的同時應當重視精神生活和生態環境保護；追求金錢享受同為社會公益事業捐獻同時受到鼓勵，等等。
一般認為，個人主義是美國文化價值觀的核心。在美國社會文化背景下，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和利己主義（egoism）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兩個概念。"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獨立性、創造性和自由發展，不受或少受社會和政治的限制，而"利己主義"是貶義詞，指將個人特殊利益淩駕於他人和社會公共利益之上的思想和行為。個人主義既是一種以個人為本位的人生哲學，又是一種政治哲學和價值體系。它認為一切價值都以個人為中心，個人之間在道義上是平等的，社會是一群人以自願的契約形式組成的一個共同體，其目的乃是維護組成該社會的個人的利益。這是美國立國建制的指導思想。集中表現了美國式理想並在美國家喻戶曉的《獨立宣言》說："我們認為這一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這就是說，個人權利是上帝賦予的，國家是為達到個人目的而產生的，因而也是為維護個人利益、保障個人自由而存在的。美國的愛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在於認為國家是為個人服務的，於是個人也就應當效忠於國家。
個人主義價值觀並不等於個人不需要為群體履行義務。"在美國，從群體和個人角度考慮，政治既是集體性的，又是個人性的。政治既要顧及個人享有公民權利，又要顧及公民履行義務。同樣地，政治既要顧及群體履行義務，又要顧及群體享有權利。……社會同時要保護和承認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確保群體和個人對社會履行各自的義務。" 個人自由和利益追求必須受到法律和公民義務的約束，這是全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
美國的個人主義價值觀經歷了歷史的考驗，發生了許多方面的變化。 個人主義中排他的、反社會的、非道德的、墮落的一面，即利己主義的一面，以及過分追求物質和感官享樂的傾向，在當代愈演愈烈，嚴重損害全社會的利益，受到譴責和抵制。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反抗社會正統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反主流文化，其核心是自我表現和獨立意識。反主流文化既包含反對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的內容，也對性放縱、同性戀、吸毒、未婚先孕、墮胎等現象採取更為寬容的態度。同時，當許多美國人的生存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後，開始更多地關注大自然，關注生活的意義和精神上的滿足，日益重視"自我實現"，即強調發揮自己的潛能，體驗世界，而不是追求更多的物質財富和更高的社會地位。
在宗教信仰和個人自由方面，美國社會是比較寬容的。學校特別是大學，是自由思想的陣地，但假如某學校教育學生說某種別的政治制度或者文化比美國的優越，則為社會所不容。美國的教育機構和大眾傳播媒介把傳授知識、傳播資訊同愛國主義教育和宣傳美國價值準則結合起來，常常採取的是十分潛移默化的形式。從法律意義上說，既然有信仰和言論自由，那麼從左到右的思想和言論，如宣傳共產主義，攻擊基督教教義，贊同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等等，都是不違法的。但是在今天的美國社會裏，這些言論都被視為大逆不道的異端邪說，事實上受到禁止。正如兩位英國評論家所說："在政治上，一個人要是擁護另外一個激進制度，什麼共產主義，什麼社會主義，就不光是有些出格了，他或她是否愛國也成了問題。" 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猖獗一時的"麥卡錫主義"，就是對美國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一大諷刺，而它的幽靈至今仍在美國政治生活中作祟。
（三）國內政治方面
聯邦制是美國政治的重要特色。憲法規定，政府的權力和職能分別屬於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兩者均享有實質性的權力。但它又規定聯邦的憲法和法律，同外國訂立的條約，都是全國的最高法律，各州必須遵守。各州法律如同聯邦法律相抵觸，則一律無效。聯邦制促進了美國的現代化進程，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同時，聯邦制也為政治和社會的變革提供了來自各州的動力和主動性，使政策選擇較為靈活和多樣化。一個州的實踐可為其他州提供範例和經驗教訓；而當州的革新遇到困難時，聯邦政府可以制訂法規加以推進。"這就是說，公共政策如有重大改變，必須得到國內各主要地區和主要經濟集團大部分人的支援。這使全國政府有了一種保守品質，但又因各州享有進行改革試驗的自由而減輕了這種保守性。"
美國建國後，特別是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以來，美國社會基本制度和政治局面是比較穩定的，只是在20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蕭條和羅斯福新政時期，以及60世紀至70年代初反對越南戰爭、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浪潮中，政局較為動蕩。美國國內政治的相對穩定，與維護至高無上的憲法地位有關。美國憲法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也是至今歷時最久的憲法。它制訂200多年來，雖經17次修正，其基本原則並無大的變化。憲法所確立的美國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如天賦人權、法治而非人治、人民主權、政府權力有限、代議制政府、聯邦制、權力分立和制約平衡、司法審查、文官控制軍隊、軍人不干預政治等等，至今都是美國的根本治國思想。建國初期即已確立的聯邦政府制度，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體制，四年為一任期的總統選舉方式，兩大政黨在國家最高立法和行政機關中輪流坐莊的局面，一直保留下來，並且看不出有改變的現實可能。這種政治思想和制度上的連續性，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內外政策中大政方針的穩定性。
美國社會中的政治權力分散，在西方國家中是比較突出的。立國時期的清教徒為維護宗教信仰自由，主張在自願的前提下通過契約來建立教會。在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的基礎上，他們又將宗教契約觀發展到政治方面，而政治契約的觀念又發展到法治方面。美國的開國元勳樹立了這樣一種觀念：國家領導者的權力須經人民同意，應由選舉產生；契約是國家存在的基礎，世俗權力的膨脹將導致專制，必須加以限制。這就是三權分立的思想基礎。聯邦政府由三個部門組成：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的國會是立法部門；總統領導行政部門；最高法院代表司法部門，有權對任何法律是否符合憲法作出裁決。美國人認為，三權分立可以防止濫用權力，制約由於權力過分集中而導致的腐敗。
在保持政局基本穩定的同時，美國又是一個在矛盾和衝突中實現社會變革的國家。法律 和行政法規的不斷革新，對總統、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任職期限和權力範圍的限制，激發了社會活力，增加了政策的靈活性。在美國歷史上，每一次重大政治危機產生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政策的調整和矛盾的緩和。例如南北戰爭之後，種植園奴隸制消亡，排除了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大內部障礙。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中，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凱因斯主義應運而生，羅斯福新政改革很快恢復了社會生產力，調和了階級矛盾。60年代種族矛盾激化時，小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平等權利的運動，推動了保障黑人權利的民權法案的產生。美國人民的革命精神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而美國社會的自我調節機制，又為國內利益衝突起到了緩解作用。美國的重大社會變革和轉型，通常是在和平條件下實現的。
在國家統一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基本制度許可的範圍內，美國統治集團和社會各階層對各種政策性問題不斷展開爭論，不同意見的激烈交鋒是正常現象。例如在國家政府的職能上有大政府主義和小政府主義、聯邦集權和地方分權的爭論；在政治思想上有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爭；在外交思想上有孤立主義和擴張主義之爭；在國內經濟政策上有自由放任和國家干預之爭、在經濟思想上有凱因斯主義與貨幣主義、供應學派之爭；在對外經濟政策上有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之爭；總統領導的行政部門與國會之爭，共和黨與民主黨之爭，各個利益集團之爭，新聞輿論界對政府的批評，在美國司空見慣，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種政見的公開辯論，反映了國內各種利益的衝突和交彙，既是許多問題長期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的重要原因，也為政策選擇和社會改良留下了較為充分的餘地。
五花八門的利益集團，對美國內外政策的形成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益集團的政治目標不是自己上臺執政，而是通過其活動影響公共政策，以促進本集團成員的利益。利益集團中數量最多、權勢最大的，當屬追求經濟實利的集團，如大企業、行業協會、工會等。但是，為本民族或種族集團、教派、職業以及婦女謀求政治地位和社會權益的利益集團也不在少數，在許多政策制訂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各個利益集團通過其所組建或控制、支援的基金會、民間研究和諮詢機構（包括所謂"智囊團"、"思想庫"），提出政策主張和具體的操作方案，然後通過新聞媒體和大眾傳播工具提交各級政府和立法機構。聯邦政策和國會參眾兩院參考利益集團及其政策諮詢機構提出的不同政策方案，進行分析、對比和綜合，產生正式的國家立法和政策。
美國政府在制訂或改變其政策時，都不能不考慮輿論；同時政府又總是力圖引導和影響輿論，使其決策得到公眾的支援，或改變不利於其決策的輿論。當然，所謂公眾並非無所不包的集合體。不同的階級、階層、集團，屬於不同的地區、宗教信仰、種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們，形成了許多種不同的公眾。因此，除特定條件（如抵禦外敵入侵）外，在美國不存在代表全體人民的輿論，輿論只是一部分人或集團在特定時間對某個問題公開發表的意見。公眾既然是多元的，輿論也只能是多元的。從根本上說，美國的大眾傳播媒介是私有的，獨立於政黨和政府，對政府政策（尤其是國內政策）常持批評態度。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大眾傳播媒介的獨立性最強，出版言論自由最大，對政策和國內外公眾的影響也最大。
近現代資本主義的民主和法治，是美國政局穩定的主要基礎。理論上，美國宣稱的治國原則是人人生而平等，人權不容侵犯，法律至高無上。實際上，種族、階級、性別之間的不平等，侵犯人權，踐踏法律的現象，在美國比比皆是。同時也應注意到，作為一種觀念，法治在美國的確是深入人心並滲透於美國社會生活的一切角落。從總統同國會的爭權到家庭糾紛，從社會福利、婦女兒童權利、同性戀問題到種族紛爭，人們都會首先想到用法律的手段解決問題，而將道德問題、政治問題或經濟問題同法律問題分開，將憲法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的一個重要手段是賦予最高法院以司法審查權。司法部門有權裁決各級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在立法、執法時，程式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同實質問題一樣重要。
（四）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方面
美國的經濟制度既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點。如果說日本的經濟模式是"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德國是"社會市場經濟"，法國是"計劃指導型市場經濟"，那麼美國可以說是"自由市場經濟"或"競爭型市場經濟" 。美國經濟制度和政策的特點同美國在民族構成、精神信仰和政治體制等方面的特點是相適應的。
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產生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美國人民爭取獨立的革命，在經濟上針對的是英國對殖民地經濟發展自由的壓制和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重商主義使美利堅殖民地處於英國的經濟附庸地位。美利堅有產者要求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同英國政府的壟斷和其他特權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具有革命意義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強調個人利益是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自然天性去自由競爭，才能實現人力和物力的最合理配置。
美國建國初期急劇的領土擴張和移民湧入，以及南北戰爭後黑人奴隸制的廢止，為具有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基礎。城市人口和移民的大量增長，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鐵路、公路、水路運輸網的急速擴大，工礦區的不斷擴大等等，都增加了對土地的需求，使地租和地價不斷上揚。土地成為有利可圖的投資物件和投機物件。美國早期開發中形成的地產市場，對於土地的充分利用及生產和資本的集中起到重要作用。土地投資和投機，成為美國經濟史上一個顯著的特點。
1787年通過的美國憲法同時是一個經濟憲章。它規定了整個國家是一個共同市場，對各州之間的貿易不得徵收關稅或捐稅。憲法還規定，只有聯邦政府能夠管理與對外貿易和州際貿易，制訂全國統一的破產法，發行貨幣並調整其幣值，制訂度量衡標準，設立郵局，制訂有關專利和版權的條例，等等。這些規定對美國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和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提供了法律保障。
經過200多年的經濟實踐，美國在資本主義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問題上已有了成熟的理論和政策。從美國通行的經濟理論上來說，儘管政府干預幾乎肯定會在某些方面滋生浪費和降低生產效率，但某些市場失靈的情況不能不由政府干預來糾正。同時，自由市場的作用也是政府不應該也無法替代的。政府對於實施壟斷權和授予企業以壟斷權必須慎重，應鼓勵在公共部門中的競爭。政府的經濟功能應當分散，由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社區分別開展公共經濟活動。政府應當考慮社會公平原則，進行適當的再分配，應當將資訊視為公共產品，有責任提供必要的資訊，降低組織或個人獲得相關資訊的費用。
與種族多樣化和政治多元化特點相適應的，是美國人對經濟資源受到過分壟斷和生產過分集中的擔心和防範，並期待政府為此制訂法令和政策。美國是最早制訂反壟斷法的國家。美國早在1890年就通過了反托拉斯的謝爾曼法，1914年又通過了進一步加強反托拉斯的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美國司法部的任務之一，是防止壟斷的出現。1997-1998年司法部同微軟公司就銷售軟體中的壟斷行為進行的鬥爭，就是這方面的最新事例。同時美國又是托拉斯勢力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沒有也無法制止壟斷現象的出現，而只是打擊壟斷意圖和行為，對反托拉斯法的執行因經濟和政治的需要而時緊時松。儘管如此，反托拉斯行動在限制壟斷、保持市場相對公平的競爭和活力方面，一直有著相當的成效。
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經濟的國有化程度是最低的,國家也總是想方設法地把國有企業轉變為私營企業，把國有企業納入市場競爭的軌道。但美國政府仍是一個重要的生產者，構成自由企業制度的一部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委員會是美國最著名、最有影響的國營企業。政府作為生產者，還突出地表現在開發核能、核武器的生產、航太活動及其技術開發上。美國政府又是訂購大宗貨物（包括軍備和武器）和勞務的大買主。
不過，美國政府更為重要的經濟角色是管理者，作為超越於市場之上的力量，以完善和嚴格的管理為市場經濟提供服務，調節經濟的運行，維護經濟秩序，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例如，在煤氣、電力、自來水、鐵路、航空、電訊等公用事業上，政府在政策上允許私人企業謀取合理利潤，但限制它們不公平地提高價格。又如，聯邦政府通過各種反傾銷法及"301條款"等貿易保護措施削弱某些外國產品的競爭力，保護國內市場；曾經對航空工業、造船業、公路建設進行經濟補助；通過農產品價格補貼使其在國際市場上有較強的出口競爭力。聯邦政府還在某些情況下對工資與物價提出最低或最高限度，以緩和勞資關係，抑制通貨膨脹。
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是財政政策。美國財政體制是一種由聯邦、州和地方三級財政組成的綜合體，各有其徵稅制度、徵收名目（可以重復）和開支政策。三級財政體制相對獨立又有密切聯繫，構成一個有機整體。稅收是國家預算的主要來源。當發生通貨膨脹時，聯邦政府通過提高稅收以吸收過剩貨幣；經濟衰退時，政府降低稅收，以使消費者有更為充足的資金，從而擴大市場需求，刺激投資欲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政府通過發行公債和其他形式的借款可以降低購買力，而歸還借款則可以提高購買力。政府擴大或緊縮開支可以刺激經濟發展或抑制經濟過熱。
美國的貨幣政策主要由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負責。美聯儲是實際上的中央銀行，具有很高的獨立性。美聯儲主席任期很長（14年）並且同總統的任期錯開，可以基本上不受國內兩党鬥爭和總統推行的經濟政策的制約，在決定貨幣政策上行使著極大的權力，被稱為"美國第二個最有權力的人"或"經濟總統"。美聯儲的高度獨立性，使其不時與政府行政部門的政策相抵觸，也使其較容易從長遠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角度出發制訂政策，而不是服從、服務於短期的政治考慮。美聯儲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準備金制度、貼現制度、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控制貨幣供應和信貸規模。當經濟不景氣時，增加貨幣供應量，擴大信貸規模；當物價上漲過快時，則減少貨幣供應量，縮小信貸規模。在美國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的物價能夠保持基本穩定，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
美國企業分獨資企業、合夥企業和公司企業三種法律形式。中小企業絕大多數是獨資和合夥企業，而壟斷企業則採取公司的法律形式。小企業 在美國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它們具有較強的革新精神、適應能力和服務態度，而且不像日本的小企業那樣容易成為大企業的下屬承包企業。在那些形成壟斷的行業，少數幾家巨型壟斷企業就控制和支配了整個行業的生產和銷售。例如，通用汽車公司、福特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三大汽車公司就基本控制了美國的汽車工業。全國最大的500家公司約占全部非金融企業資產的40%，國內生產總值的40%，銷售總額的一半，企業利潤總額的四分之三。今天美國一些最大的跨國公司，如微軟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埃克森石油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等，其年產值都高於許多中小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
過去，在一般人印象裏，美國大壟斷企業甚至整個經濟命脈被摩根、福特、洛克菲勒等八大家族公司所統治。實際上，從50年代起，經理控制式股份公司已經成為美國現代工商企業的標準形式。大股份公司股份的高度分散化，促進了它們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家族統治的企業進一步減少。美國持有股票者占全國人口的比例一直比較高。股權分散化的情況，由於退休基金、互助基金和保險公司在美國股票中的地位上升而更加顯著。新技術革命和生產專業化的迅速發展，企業管理的日益複雜化和精密化，使僅擁有鉅額股票而無專門知識的大股東日益難以勝任企業的董事會成員，而經過專業訓練的經理層在企業決策中的地位增強。
美國的企業制度的重要特點，是產權一般屬於私有；決策分散且高度自由，政府很少干預；雇主和雇員之間自由簽訂雇傭契約。企業主可以完全自主地決定企業形式或企業的產權結構形式，企業產權都十分明晰。美國經濟史上，除羅斯福新政等個別時期外，企業基本不受國家機關的行政約束。國家只是通過各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各種"反周期"的中短期調節措施進行間接干預。即使是對於國家干預程度較深的農業等部門，政府也盡可能地採取市場調節或法律手段來干預，而不是使用行政措施。美國沒有全國性的經濟計劃。由於種種原因，美國工會的勢力和影響同歐洲發達國家相比較小，使企業的主體行為能夠得到更為充分的發揮。外國企業較為容易進入美國並享受國民待遇。為使本國企業增強競爭力，政府注意保護它們的充分自主權。
（五）對外關係方面
美國國內政局的長期穩定，是同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分不開的。美國歷史上同經過了九次具有全局性影響的戰爭：獨立戰爭、第二次對英戰爭、美墨戰爭、南北戰爭、美西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後，在美國大陸本土上從未爆發過大規模的戰爭。美國同其他軍事大國遠隔重洋。從第二次對英戰爭到珍珠港事件爆發的120多年裏，美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幾乎沒有受到過威脅。一位美國學者曾就美國歷史上所處的優越安全環境寫道："在有記載的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大國能在取得繁榮發展的如此長時間內，對其國家安全給予如此輕微的關注，投入如此少量的資源。即使古羅馬或中華帝國也無法在如此漫長的一段時間裏完全免除安全憂患。" 直至今日，也只有極少數大國有能力對美國領土安全造成直接威脅。此外，美國有遼闊的國土，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先進的農業和製造業。它對國際經濟關係的依存程度也小於其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得天獨厚的國家安全環境，是美國區別於其他大國的又一個重要特徵。
建國初期美國國力弱小，無力與英法等歐洲列強抗衡，因此它既不願意讓歐洲各國涉足北美，也無意捲入歐洲的政治旋渦。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他著名的《中立宣言》（1793年）和告別演說（1796年）中，都提出了後來被稱為"孤立主義"的原則，即美國應該利用地理上的隔絕位置保護自身安全利益，避免同歐洲國家訂立永久性同盟。但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盡可能廣闊的國外市場，而且不久就向美洲大陸的其他地區和亞太地區大力擴張。美國領土在建國後成倍擴大。19世紀末，隨著美國實力的膨脹，一股擴張主義思潮在美國泛濫。1898年美國同西班牙的戰爭和1899-1900年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標誌著美國外交開始從致力於大陸擴張轉向了海外擴張。
1941年12月，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美國被迫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珍珠港事件打破了美國人企圖憑藉地理屏障置身於歐亞大陸衝突之外的幻想。現代軍事技術使浩瀚的海洋和廣闊的空間不足以抵擋外敵入侵，特別是美蘇冷戰時期核武器和導彈技術的飛速發展，使掌握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敵國能夠直接摧毀美國本土。因此，在當代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核戰略、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美國把防止核擴散和中遠端導彈技術的擴散視為國家安全的生死攸關問題，把歐亞兩大陸和中東地區同時視為對美國安全利益至關重要的地區。自從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的戰略利益一直是全球性的。
獨特的歷史地理條件，使美國的國家安全觀念和外交思想同其他大國有很大不同。美國外交上一個由來已久的爭論，就是所謂孤立主義同擴張主義的矛盾。20世紀以來，雖然不斷有美國人提出類似"孤立主義"的主張，美國的實際外交政策卻從來沒有把勢力範圍定在美洲大陸。從根本上說，美國外交是一種擴充實力、擴張影響型的外交。但是每當美國在對外關係中遇到重大挫折，海外衝突不涉及美國根本利益，或者世界戰略格局相對穩定的時候，所謂"新孤立主義"思潮即會出現，主張置身於其他大國之間爭鬥之外，縮減在海外的軍事力量，更多地採取貿易保護措施，減少對外國的政治干涉和經濟軍事援助。
孤立主義在美國外交史中有多次表現。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美國統治集團認為那是歐洲列強之間的爭鬥，並未打算捲入，而是採取中立態度。1916年，伍德羅*威爾遜以其"置身戰爭之外"的口號再次當選總統。以後美國雖然參加歐洲大戰，但戰後威爾遜總統參加國際聯盟的計劃被國會否決，原因是在1920年前後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思想仍然占上風。又如，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的實力地位相對下降，在越南戰爭中元氣大傷，要求美國實行戰略收縮的國內"新孤立主義"呼聲甚高，遂出現了以"尼克松主義"為標誌的戰略調整，強調均勢外交。在現實政策上，美國緩和對蘇關係，實現中美關係的突破以牽制蘇聯，強調同西歐和日本的夥伴關係，也調整了對外貿易和國際金融政策以適應美國實力相對削弱的現實。尼克松主義本身並不是孤立主義，但卻是在國內孤立主義情緒上升的形勢下出現的。
在美國實力地位相對上升、海外市場需求擴大時期，擴張主義思潮往往成為外交思想的主流。所謂"全球主義"、"國際主義"、"世界主義"、"干涉主義"等等說法，實際上都是擴張主義的代名詞。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軍事、經濟力量無可辯駁地遠居世界之首，在經濟上空前依賴海外資源和市場，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力圖壓倒社會主義蘇聯，其全球擴張的動力極其強大。在美蘇冷戰初期，美國領導人把共產主義思想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視為其全球擴張的主要障礙，制訂了"遏制戰略"。1947年，杜魯門總統聲稱無論在世界的什麼地方，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侵略威脅了和平，都關系到美國的安全。美國當時通過馬歇爾計劃和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提供經濟援助的"第四點計劃"，通過對國際組織的操縱，向全球推行以"自由貿易"為旗幟的經濟擴張，制訂了一系列符合美國長遠利益的國際經濟關係的規範和體制。冷戰結束後，美國倚仗其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擴張主義傾向又一次抬頭。
上文談到的美國精神信仰中務實精神同宗教信仰的矛盾交織，反映到美國外交思想中，即是所謂現實主義同理想主義之爭。現實主義外交思想強調外交的主要目標是維護和平和世界穩定，保護和擴大美國經濟利益。現實主義者主張，國家在國際事務中追求本國利益和權力是正當的，實力是利益的後盾，美國外交的出發點應是具體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而不是抽象的道義原則。政治家的最高道德準則就是維護本國利益，為此而暫時妥協以至犧牲其他一些思想原則也應在所不惜。現實主義者把國際關係看成是權力政治、利益角逐和經濟競爭，其主要觀察方法是分析國家間的實力對比變化，主張運用均勢原則指導外交實踐。他們認為外交權力應當高度集中，決策者有權以秘密外交的方式解決國家間衝突。在此過程中，應儘量排除國會與輿論的干擾。
當代美國外交中所謂理想主義理論，更多地著眼於世界政治的變革，促進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以及對傳統主權觀念進行挑戰。它強調外交的主要目標是"維護正義"，全世界的"民主化"和"社會進步"。美國理想主義者的深層意識仍然是"上帝選擇"美國作為獨一無二的道義之邦，他們用美國的價值標準去衡量其他國家的國內社會政治制度，並認為美國有義務將西方式民主推廣到全球。他們強調外交公開化，國會對行政部門的制約，以及輿論對國內外政策的監督作用。他們更多地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解釋國際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視國際鬥爭為正義與邪惡之爭，民主與獨裁之爭，維護人權與踐踏人權之爭。
美國外交思想中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這兩種思維方式，兩套判斷標準的鬥爭無所不在，而相互之間又常常滲透相容。實際上，美國領導人需要在意識形態和實際利益兩方面同時找到政策基礎，在兩者之間尋求某種平衡。一方面，他們用道義原則來掩飾、解釋利益方面的動機，用"美國理想"作為旗幟去爭取政治支援；另一方面，也很難說他們只受權勢欲望的驅動而沒有任何真正的個人政治信仰，或他們的信仰在指導外交行動方面不起作用。
簡單歸納起來，同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美國國情的突出特色是：
這些特性作為歷史的積澱，對冷戰後美國社會發展和外交戰略起著重要的投射作用。
顯然，美國特性還可以包括許多其他的方面，未能在這裏詳細論述。
冷bgv戰剛剛結束時，西方世界到處都在議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勝利"，討論如何建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聯合主導的世界新秩序；而在反對美國霸權圖謀的國家中，普遍感受到可能出現單極世界的巨大壓力，甚至有某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氣氛。但是，幾年來國際形勢的發展表明，美國和西方聯盟沒有享受到多少"和平紅利"，它們干預世界其他地區事務的能力，遠遠沒有原先設想的那樣強大。其中原因，不僅在於兩大集團對抗消失後西方各國之間矛盾加深而難以協調行動，也不僅在於西方之外各種獨立政治力量的興起。西方缺乏干預能力的重要原因，還在於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深深震撼著西方社會，引起發達國家內部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組。各國內部的統一意志和凝聚力，以及領導集團的控制能力，都受到嚴重削弱。一種可能出現的長期趨勢是：美國、日本、俄羅斯、德國等大國的國內矛盾和問題，大於它們之間的國際矛盾；它們的領導集團需要更多地從國內考慮出發去處理國際關係，同時也更多地根據國際變化而調整國內政策。這是全球化的客觀要求。
冷戰後世界的總趨勢是走向有序，進步，緩和。然而舊格局的消失同新秩序的出現之間，將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其間的無序，失衡，衝突，表現在人類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層面。如果說在過去一定階段可以用"東西南北矛盾"來概括國際形勢的話，今天更需要用一種穿越國家和民族界限的全球眼光審時度勢。要對今日美國的世界戰略包括對華政策作出客觀判斷，不能不首先分析冷戰後美國所面臨的幾個方面的外部衝擊。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系統的開放和活躍也有賴於全球政治系統的穩定和調節。從正面看，世界大戰的危險在冷戰結束後基本排除，國際組織對跨國經濟合作的推動，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節和推行的社會保障制度，都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進程提供了有利條件。從反面看，前南斯拉夫、前蘇聯、黑非洲的部分地區和波斯灣戰亂頻仍，造成政治系統的紊亂，也破壞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使有關國家和地區很難彙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趨勢,使它們對彼此的國內政治採取更為關注的態度。作為自己重要的經濟夥伴，其國內政治變化肯定會影響自己的經濟利益。
國際政治中的經濟因素大大上升，國際經濟競爭和摩擦空前激烈，已成為國際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之一。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地區經濟集團化的趨勢同時並存，初步形成了美洲、亞太、歐洲三大經濟區域集團。日本和德國利用美蘇冷戰的時機大力發展經濟，在冷戰結束前迅速縮小了同美國的經濟差距。美日在經貿領域的摩擦由來已久，成為影響兩國的政治和戰略關係的長遠的、結構性的因素。統一後的德國有近八千萬人口，是世界第三經濟大國，是冷戰結束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受益者。歐洲經濟的區域一體化進程，在貿易、金融、科技諸領域都對美國形成有力競爭。
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地區集團化的趨勢，對國際經濟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提出了更高的客觀要求。中國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而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原蘇聯東歐國家宣佈向市場經濟轉軌。 世界大多數實行開放政策，世界經濟進一步市場化，全球統一大市場正在形成。各個經濟強國的利益不允許他們之間的經濟摩擦完全失控，走到政治對抗的地步。由無數跨國公司、國際金融組織和其他經濟協調機制（如一年一度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編織成的大網，把發達國家的經濟套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來越緊密地相互依存。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也在加強。那些不願在相當程度上同世界經濟接軌的國家，在國內經濟發展和對外關係中都處於越來越困難和孤立的地位。當今經濟領域的國際鬥爭，同引起兩次世界大戰和美蘇冷戰的大國爭霸有性質上的區別，不是一方受損、另一方就必然受益的"零和對局"。經濟領域裏制裁和反制裁的的鬥爭，一般來說是以威脅要損害對方利益為籌碼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以損害對方為最終目標。國際金融領域裏的矛盾，更不宜用損耗對方資本的方式來解決，因為任何一個大國的金融動蕩和經濟衰退，都會給其他大國的經濟帶來消極影響。
經濟全球化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帶來國際政治衝突的解決，或者消除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但是，以發動戰爭、掠奪殖民地或領土、侵佔資源、奴役人民的方式來爭奪地區或世界霸權，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畢竟得不償失，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無此必要。當今的國際政治鬥爭，仍然以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實力為後盾，仍然時常發生以武力相威脅的情況，但越來越多地是在談判桌旁、會議廳裏、因特網上、傳播媒體中進行的。貿易爭端、知識產權保護、金融穩定、非法移民、跨國犯罪、生態平衡等等，都已列入國家領導人的會談日程，成為國際政治的重要內容。它們無一不同經濟全球化進程有關。此外，國際政治已不再僅限於國家政府之間的事務，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應運而生，同跨國公司一起，成為國際政治中的重要角色。
經過幾十年的合作與摩擦，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規則和處理經濟衝突的機制已經基本確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全球性的規則和機制。經濟一體化給各國帶來的長期效益大於損失。以鄰為壑的制裁或相互封閉市場所造成的結果，往往是損人而不利己。在這種大趨勢下，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相繼成立，推動了本地區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自由化領域正在從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領域延伸。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繼續快於世界生產，而外國直接投資又以快於國際貿易的速度增長。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宣佈成立，標誌著世界經濟合作進入了一個加速發展的新階段。
冷戰結束後，國際金融市場急劇膨脹，流速加快，金融全球化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先導，虛擬金融資本超出實際經濟交易幾十倍，甚至完全脫離實際經濟運行。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6月開始出現的東亞金融危機以及後來更大範圍的金融動蕩，呼喚新的全球金融機制和經濟協調機制。
在原蘇聯東歐地區，許多國家的政權處於不斷的更疊和調整之中，成為當今民族主義浪潮的中心地區。俄羅斯政治前途仍然撲朔迷離，車臣衝突暫時平息後，國內經濟形勢和政局變動可能引發新的內亂和民族間糾紛。波黑內戰已經造成了幾十萬人的傷亡。科索沃、阿爾巴尼亞等地的動蕩此起彼伏。非洲一些國家的內亂浩劫之慘烈，令國際社會觸目驚心。在中東地區和南亞地區，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威脅始終存在。這些連綿不斷的動亂，是對美國倡導的"世界新秩序"的嚴重挑戰。
地區衝突的加劇，地區強國的崛起，使一些國家的不安全感上升。許多國家紛紛尋求購買和製造先進武器，增加軍費開支。由於研製核武器所需開支低於開發先進常規武器系統的費用，而且擁有核武器是國家軍事實力和政治地位的重要象徵，因此某些國家極力謀求核武裝，作為同其他軍事強國相抗衡的一種資本。企圖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同時也在謀求某種導彈等運載手段。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繼進行核子試驗，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和對防止核擴散機制的重新思考。
這樣，美國所面臨的地區性核威脅將大大增加。萬一像伊朗、伊拉克、朝鮮這樣敢於不惜代價同美國對抗的國家獲得核武器和相應的運載手段，將對美國構成巨大的心理威懾和現實威脅。另外，隨著核武器的小型化，國際恐怖組織取得核爆炸裝置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生物化學武器的擴散，也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
冷戰後"一超多強"的國家結構對美國有利的一面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既沒有哪個國家能對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提出挑戰，或在經濟、科技、軍事、文化和政治滲透力等任何一個方面趕上美國，也不存在兩個或幾個大國結成固定的抗美聯盟的可能性。但是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的內部凝聚力明顯減弱。西方其他國家一方面要借助美國的力量，共同應付來自發展中世界的挑戰，另一方面不願聽命於美國。法國公開提出了針對美國的多極化主張。在貿易、地區安全、外交政策等問題上，西方國家之間越來越難以協調。日本表面上仍然對美國表示恭敬，但在實際政策和內心深處都滋長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
美國同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在冷戰結束後一直沒有真正定位。中國作為一個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對美國的國際地位及其所維護的國際秩序和規範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俄羅斯在蘇聯剛剛解體後，一度做出追隨西方的大幅度的外交調整，同美國保持近似的政策立場。但俄羅斯以其深厚的民族主義傳統，高素質的人力資源，豐富的自然資源，對獨聯體其他國家的強大輻射力，將不會對美國俯首稱臣，不會甘心於目前的二流大國地位。俄羅斯出於自身利益和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同美國的政治齟齬將愈發突出。
除了歐、日、中、俄幾強之外，巴西、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等新興地區強國也不容忽視。這樣一種國際格局對美國有利的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既沒有哪個國家能對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提出挑戰，或在經濟、科技、軍事、文化和政治滲透力等任何一個方面趕上美國，也不存在兩個或幾個大國結成固定的抗美聯盟的可能性。許多國家希望或者默認美國在本地區扮演某種"平衡者"的角色。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屬於"多強"層次的國家和集團越多，相互間的牽制就越大。諸強不願當"出頭鳥"，而願"搭便車"，給美國"分而治之"的策略提供了空間。 它們一方面希望或者默認美國在本地區扮演某種"平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不願美國的政治影響擴大到損害它們利益和地區強國地位的程度。冷戰時期美國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擴大政治影響，是借助於這些國家對蘇聯的擔心，出於美國同蘇聯爭奪勢力範圍的需要。事過境遷，這些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的戰略依賴減少，自主意識增強，而美國干預這些國家內部事務的能力和意願下降。
蘇聯集團的瓦解解除了西方陣營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一個心頭之患，但是也同時使西方國家的國內矛盾日益突出。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臨著嚴重的國內政治和社會問題。傳統政黨的影響削弱，政府普遍面臨信任危機。綠色和平運動等新生政治力量大量湧現，而極端保守勢力、種族主義、法西斯勢力也在加緊活動。同這些政治震蕩並發的，是不斷揭出的政界醜聞，官員腐敗，黑社會猖獗等政治問題，以及經濟不景氣、失業嚴重、社會福利負擔沈重、道德觀念混亂、犯罪率升高、移民難以融合消化等一系列複雜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西方世界人心思變，然而往哪個方向變，卻缺乏統一而強有力的政治意志去引導。發展中國家也普遍存在著國內凝聚力下降、腐敗蔓延、地方分離傾向嚴重、道德失範、治安惡化的現象。在資訊高度發達和跨國交往日益頻繁的時代，各國政治、社會風氣和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十分明顯，各國的社會弊病也相互感染。國計民生問題，早已不局限於國民經濟增長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對社會公正、平等權利和政治參與的要求與日俱增。亞洲金融危機是經濟全球化的第一場重大危機，引發了印尼的政權傾覆、泰國和日本的政權更疊，以及俄羅斯的政治動蕩。
全球化的社會和生態環境問題，包括貧富差距加大、人口爆炸、糧食短缺、國際恐怖活動、吸毒販毒、艾滋病、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資源枯竭、能源危機等等，已構成對人類未來的重大威脅。這些問題對冷戰後的美國造成嚴重的衝擊。地區動亂和欠發達國家的貧困所造成的大批難民，窮國和富國經濟差距擴大所造成的越來越多的移民，促使美國的難民人道主義援助政策和移民政策作出重要調整。層出不窮的國際恐怖活動震驚西方社會。毒品泛濫帶來的危害健康、嚴重犯罪和吞噬社會財富等種種禍害。生態環境問題已經超出原有的"保護自然"領域，而膨脹為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所謂"生態恐怖"已成為重要的全球性焦點。
由於美國的開放性和積累的鉅額財富，上述全球性問題對美國社會造成衝擊的嚴重程度和美國公眾的關注程度要高於其他主要國家。在處理這些問題時，美國政府內外政策的區別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例如，近年來美國種族矛盾的深化，同新移民和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有密切關係。1970年以後入境的新移民，教育水平和技術水平較早期移民要低得多。他們之中貧困、失業和依靠救濟為生者的比例，較先前的移民高得多。他們的到來，增加了就業壓力和社會保障的負擔，加劇了原先就存在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許多人將犯罪率高、就業率低、平均教育水準下降等問題，歸咎于新移民和非法移民。洛杉璣、紐約等城市的種族騷亂，越來越多地發生于黑人與近些年來移居美國的亞裔居民之間。排斥移民的情緒，在移民增加較快的加利福尼亞州更為高漲。在1994年的美國中期選舉中，加州提出了針對非法移民的187法案，其主要內容是阻止非法移民使用公共的社會與醫療保健服務，不准他們的子女進入公立學校就學。該法案在加州獲得多數公民的支援，也在全美政治生活中激起層層漣漪。雖然它還未獲聯邦法院批准而生效，但已經引起墨西哥（來自墨西哥的新移民約占美國新移民總數的1/5）等拉丁美洲國家和其他國家的抗議或關注。由此可見，移民政策問題既是內政問題，又是外交問題。在新的社會矛盾中下，西方各國正在出臺新的社會政策措施，企圖在政府和市場之間，資本主義的壟斷競爭和社會公正平等之間，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西方各國的政策調整方向不盡相同，但都強調以下內容：關心社會的貧困階層，特別是在資訊產業革命時期處於競爭劣勢的群體，大大增加對教育和培訓的投資，以解決再就業問題，保持經濟發展的後勁；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所得，刺激消費；適當改革移民法，控制非法移民，但維護新移民的權益以緩和社會矛盾；加強環境保護，徵收生態稅，強調生態平衡與經濟發展並重；適當分散和下放權力，使地方和社區承擔更多的責任，加強非政府組織的社會仲介功能，增加政府的"親民"色彩。這些政策措施，都是企圖糾正80年代以美國雷根政府和英國柴契爾政府為代表的自由放任政策帶來的消極後果，用歐洲左翼政黨的話來說，就是要搞"軟心腸的資本主義"，或者"給資本主義加上一張人性面孔。"
在中東、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伊斯蘭主義正在復興。被西方人稱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宗教勢力，要求把伊斯蘭教變成一種指導國家內外政策的政治意識形態。世界上有1/5即十億多人口信奉伊斯蘭教。從海灣戰爭爆發、伊朗重新崛起、波黑衝突、伊斯蘭組織"哈馬斯運動"在加沙地帶的活動、原教旨主義勢力在阿爾及利亞、蘇丹、土耳其、阿富汗等國崛起等等事件及現象中，都可以看到伊斯蘭思想在世界範圍內對西方價值觀的挑戰方興未艾。
在東亞，許多政治家、輿論界人士和學者抨擊歐美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觀念，認為歐美社會以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為中心的價值觀已造成家庭的解體，社會衝突的加劇，以及經濟效率的下降；而東亞由於崇尚國家權威，強調集體主義，重視家庭倫理，遵從傳統道德，能保證經濟持續發展和政治穩定。東亞各國政治精英中日益增長的一種意識是，亞洲的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在經濟模式、社會規範、政治體制、對外政策取向等方面，不應一切以西方為楷模，唯美國馬首是瞻。他們認為，如果以東亞為中心的亞太地區能在保持原有文化價值的基礎上，趕上或超過歐美的經濟發達程度，就能創造史無前例的偉大文明圈，21世紀就將成為亞太世紀。
在新時期的聯合國等國際政治舞臺上，發展中國家在人權、裁軍、國際經濟秩序等問題上，經常相互協調，提出與西方國家相對立的政治主張。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歷史上曾遭受西方殖民主義壓迫，今天仍然感受到來自歐美國家的政治壓力和對它們內政的干涉，因此對美國等發達國家提出的"人權無國界"的觀點特別敏感；它們強調國家主權、集體權利是個人權利的前提，強調生存權、發展權是人權的主要內容或重要組成部分，反對將西方式的民主人權觀作為普世性的價值觀。因此，在國際人權鬥爭領域，常常出現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為一方，以許多發展中國家為另一方的激烈爭論。在國際安全、軍備控制、核裁軍、軍品交易等問題上，發展中國家對美國提出的旨在保持西方軍事優勢的國際規範進行鬥爭。在國際經濟領域，發展中國家反對將經濟援助作為向它們施加政治影響的工具，要求改變現存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現象。
在西方發達國家，價值觀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有的西方人希望，18世紀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所形成的那套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體系，能夠在冷戰後世界上獨領風騷。但是，許多西方思想家對西方社會本身能否繼承這套價值體系深表懷疑。他們擔心，極力追求個人物質享受和精神刺激的傾向將把西方社會乃至整個世界引向分裂、混亂和崩潰。曾任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的著名政治家布熱津斯基指出："除了原教旨主義政治傾向十分明顯的伊斯蘭世界外，在全球政治舞臺上占主導地位的，是以竭力追求消費和強調個人自我滿足為政治行動的首要目的的言論和價值觀念。像全球電視展示的那樣，先進的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的影響在這方面特別具有決定的意義，它促使全世界範圍裏的人都熱中於追求物質享受和及時滿足道德上不受抑止的個人欲望。" 另一方面，當今世界多種形式的國家發展模式出現，非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上升，對美國及歐洲的政治價值觀構成了強烈衝擊。90年代美國國內種族和文化的多元化趨勢，與冷戰後全球範圍內文化和價值觀的多元化趨勢同步發展，相互呼應，引起了美國主流政治精英的憂慮。在西方政治思潮中，"第三條道路"的提法應運而生，強調市場經濟不會自動產生社會公平，因而需要政府的政策調節。到1998年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這五個西方大國的主要領導人，在政治思想上都屬於中間偏左。他們通過民選而上臺，也反映了西方民意的傾向性。新一代西方領導集團認識到，國家內部和國際社會中貧富懸殊過大，會引發國內不穩定和國際衝突。這種思潮從傳統的歐洲社會主義思想中吸取了營養，也正在從俄羅斯經濟瀕臨崩潰和亞洲金融危機中吸取教訓。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剛剛發生時，"市場自由化、經濟私有化、全球化、資訊自由交流將導致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的思想，曾經風光一時，現在已經受到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強大挑戰。
冷戰結束了，新技術革命還在繼續衝擊著傳統的國內和國際秩序，推動著新秩序的形成。在各國和國際組織內，掌握資訊和高技術的管理人員和社會集團越來越多地參與經濟和政治決策，對資金、資源的分配和價值觀的重塑享有發言權，即享有政治權力。在國家之間，資訊的全球化加深著相互依賴程度。正如中國學者張敏謙所指出的，"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必然使相互的制約性加大。這種制約性將體現在本屬一國主權範圍的各個方面。從政策制定、法規設立等宏觀決策，到金融、財政、貿易、人口等各行各業的微觀管理，每個國家都不能不顧及相關國家及國際社會的反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不得不相互作出妥協。"
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日新月異推動了全球化進程。全球資訊和交易費用大大降低，所有產業部門都在運用新技術成果，技術革新和企業創新能力已取代傳統的價格競爭力，成為國際競爭力的決定因素之一。在經濟資訊化、知識化和網路化的同時，政治資訊的傳播速度也大大加快，範圍越來越大，用控制資訊流量來維持政治穩定的傳統做法越來越難以奏效。資訊時代的到來削弱了主權的完整性和絕對性。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資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向其他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滲透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但是，堅持維護主權的發展中國家也在利用越來越發達的大眾傳播媒介控制輿論導向，巨集揚民族文化，抵制西方影響。因此，科學技術進步的影響決不是僅僅有利於西方國家。
對於美國領導集團來說，冷戰後世界的上述六個方面的趨勢是喜憂交加，既提供了擴大利益和勢力範圍的機會，又提出了新的挑戰。對美國有利的主要因素是：全球經濟、安全和社會發展中的許多新問題、新趨勢，使全球協調機制或全球治理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而美國作為冷戰後唯一超級大國，在塑造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中佔據著一定的有利地位；其他大國中不再有對美國構成直接軍事威脅的對手；近期內發生核大戰的危險可以基本排除；俄羅斯和前蘇聯東歐集團中的其他國家在政治上大體認同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在經濟上引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機制；拉丁美洲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南非、菲律賓）國內政治進程和外交方針同美國的利益並行不悖；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進入20世紀以來的最低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和規範仍然穩固，在理論和實踐上沒有遇到根本障礙；資訊時代傳播媒介的高度發達，國家主權的相對削弱，非政府組織的興起，為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美國文化價值觀向其他地區的影響和滲透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對美國不利的國際環境因素主要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部的政治向心力減弱，政府普遍面臨信任危機，社會問題嚴重；它們之間的聯盟凝聚力下降，經濟矛盾突出；地區動亂增多，民族主義崛起，增加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危險，造成國際恐怖活動加劇，以及大批難民和移民浪潮；伊斯蘭主義的復興形成對西方民主模式和文明價值觀的強有力抵制；隨著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東亞各國弘揚本民族文明價值觀的呼聲相互配合，向西方的人權觀和以個人為中心的自由觀提出挑戰；全球經濟中的區域集團化和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增強，與美國倡導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原則相悖；生態環境惡化和其他全球性問題加劇，直接影響美國國內社會發展、穩定和平衡。
主編 王緝思
撰稿 王緝思 朱文莉 周琪 彭光謙 王榮軍
一九九九年一月於北京西郊大有莊
美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