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7年嚴謹扎實的研究之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張敏謙研究員基於大量資料文獻，寫成《美國對外經濟戰略》，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概括起來，這部著作具有三方面基本特徵：（1）較為全面和系統地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外戰略史的經濟方面，並且由此對戰後美國對外政策和戰略史、乃至戰後總的國際政治經濟史的展示和理解做出了貢獻；（2）提供了戰略史研究方面較短缺的對外經濟戰略史實例，而且是關於當代最重要國家美國的系統史例；（3）從對外經濟戰略的角度，提出了有助於戰略理論豐富化的有關理論思想見地和系統、可靠的歷史素材。
國家大戰略理論的核心，在於國家大戰略概念。按照基於悠久和豐富的人類政治經驗的經典定義，【注釋】關於大戰略的理論和大戰略概念，參見B.H.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1967), 2nd revised edition, Part IV;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1991), chapter 1; 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時殷弘、魏長春：《保羅·甘乃迪的戰略思想》，《美國研究》2001年第2期。【注尾】國家大戰略是國家政府的一種操作方式或操作規劃，即自覺地本著全局觀念，開發、動員、協調、使用和指導國家的所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類資源，爭取實現國家的根本目標。具有優良的戰略素質的國家大戰略除了需要其根本目標合理、明確、集中、有限和內在平衡，連同國家多項重要目標互相間有至少基本恰當的輕重緩急次序外，還需要目標與手段（可用資源）之間大致平衡及不同類手段互相間大致平衡，前一要求用兩位戰略思想家的話說，決定了大戰略是“基於手段和大目標這兩者間經過深思熟慮關係的全面行動規劃”，【注釋】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Fall 2000.【注尾】後一要求則意味著必須求得不同類手段之間的恰當比例，或者說為實現它們之間的協調而對它們各自打上合適的折扣。由於這些道理，大戰略的精髓也許可以用兩句短語來最簡潔地表述：（1）大戰略的全局觀念；（2）政治目標的統帥地位。【注釋】時殷弘：《論美國反恐怖主義戰爭：一項從大戰略視角出發的回顧和評價》，《國際經濟評論》2001年第6期。 【注尾】作為大戰略組成部分之一的對外經濟戰略美國研究 對外經濟戰略作為國家大戰略的組成部分之一，與其他構成單元如政治、外交、軍事戰略一樣，都是實現國家根本目標的手段；不僅如此，它必須與其他類手段之間保持大致的平衡，這就決定了必須給對外經濟戰略打上種種合適的折扣，以求總體的協調。尤為關鍵的是，如何本著大戰略的全局觀念，確保政治目標的統帥地位不因一心追求對外經濟戰略目標而被忽視、輕視或受損，也就是防止出現邁克爾·多伊爾抱怨的一種失誤：因為過於熱衷大戰略經濟學（economics of grand strategy）而損及對大戰略政治學（politics of grand strategy）的應有重視，或者將大戰略政治學當作人們深切感知的美國經濟衰退這一事實的派生物。【注釋】Michael W. Doyle, “Politics and Grand Strategy,”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注尾】
實際上，一些戰略史家和戰略學家曾明確地從大戰略角度出發，相當深入和系統地考察過一些大國在一些歷史時期裏的對外經濟政策，例如英國在18、19世紀重大聯盟戰爭中的經濟戰略、拿破侖大陸封鎖、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盧登道夫式總體戰中的經濟戰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希特勒的東歐經濟戰略等。其間，保羅·甘乃迪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的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國際體系中的各領先國家都力圖增進其財富和實力以達到（或保持）富強的地位，而本書所集中研究的，就是在此過程中經濟和戰略之間的相互作用。”【注釋】保羅·甘乃迪：《大國的興衰》（蔣葆英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1頁。【注尾】書中特別指出，在1803年至1815年英法間持續了12年之久的戰爭中，“經濟因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與戰略交織在一起。”【注釋】甘乃迪：《大國的興衰》，第160頁。【注尾】
與此相比，對於作為當代大戰略組成部分之一的當代對外經濟戰略，現有的理論認識和實例研究相對不足。就美國對外經濟戰略史而言，從國家大戰略的角度所作的著名研究更是寥寥無幾。【注釋】即使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國家對外戰略史而言，情況差不多也是如此。不是從傳統的外交、經濟、意識形態或軍事視角出發，而是從大戰略視角，即在目的與手段、意圖與能力、目標與資源之間的基本關係框架內對於戰後美國國家大戰略所作的深入探究，幾乎只有約翰·劉易斯·加迪斯的名著《遏制戰略史》(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保羅·甘乃迪和科林·格雷在這方面的傑出論文則簡略得多(甘乃迪的論文見其主編的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格雷的論文見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注尾】這一學術背景決定了美國對外經濟戰略遠未得到在美國大戰略史框架中的足夠展示和分析。雖然有局部性的專題努力，特別是美國國際政治學界和冷戰史學界關於經濟制裁、對外援助、西方同盟經濟關係等方面的研究，然而它們的部分顯著特徵在於局部、零碎、“戰略研究”色彩不足。按照一位學者的闡釋，導致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在於冷戰的政治/軍事對抗性質過於突出，政治/軍事戰略幾乎被誤認為美國大戰略及其歷史的壓倒一切的內容。【注釋】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載於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6.【注尾】
張敏謙研究員所著《美國對外經濟戰略》較為全面和系統地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外戰略史的經濟方面。該書的價值還在於給出了國家大戰略中對外經濟戰略的理論性規定和理解，提供了有助於印證戰略理論和使之豐富化的一些理論思想見地。該書根本的理論性規定和理解包括：國家對外戰略的定義；國家對外經濟戰略同國家對外總戰略的關係；它同國家對外戰略中其他分支戰略的關係；它同國家經濟實力及國內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的關係。作者指出，國家對外戰略作為指導實現國家整體對外目標的綱領和行動計劃，“是對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意識形態、核戰略等領域的總體性協調和運用”。然而，由於受“戰略即軍事戰略”這一西方戰略傳統的深刻影響，“中外學術界大都只偏重於政治（或外交）、軍事戰略等的研究，對於在國家對外戰略中佔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經濟戰略卻未給予應有的重視。” 與此相反，“對外經濟戰略作為整體國家對外戰略的有機構成部分，不僅同國家的總體對外戰略密切相關，而且與這一總體對外戰略的其他構成單元如政治、軍事戰略等也相輔相成”。作者還強調：“對外經濟戰略的制定和實施，與國家的經濟實力有直接關係。”【注釋】張敏謙：《美國對外經濟戰略》，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導論部分，第8-10頁。【注尾】在本書主體部分的闡述過程中，作者還展示和強調了國內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對美國對外經濟戰略的重大影響。
然而，從更高的期盼評判，《美國對外經濟戰略》在戰略理論思考（即展示、分析、評價戰略史和戰略現實的理論性指南或啟示）方面仍有幾個重要領域尚需提出並予以深入的討論，它們是：各類不同層次的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大致平衡；不同類手段之間的大致平衡；關於成本效益的戰略謀算；現當代自由民主制國家戰略締造中的兩大關鍵問題——大眾民主政治的影響和戰略決策體制。二戰後美國對外經濟戰略及評析
《美國對外經濟戰略》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分別對應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外經濟戰略的三個發展階段，即作者簡明扼要地稱呼的“盟國復興戰略”、“治理危機戰略”和“確保優勢戰略”。
按照作者在該書內言而有據的系統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佔優勢的顯赫權勢及其世界政治經濟觀使美國的經濟和戰略擴張不可避免，而問題的關鍵在於美國怎樣界定其“領導者”角色。在與蘇聯進行權勢、制度和意識形態競爭時，美國決策者們從冷戰肇始就將貧窮視為導致禍亂和共產主義的禍源。基於這一判斷，他們認為美國遏制（甚而最終壓倒）蘇聯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於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經濟優勢。其次，核武器及其顯而易見的巨大毀傷力、特別是美蘇之間核恐怖平衡的出現，實際上排除了兩個超級大國間直接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主戰場上的心理戰和邊緣地帶的有限戰爭成為美蘇冷戰時期的主要戰爭樣式，【注釋】參見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注尾】這就進一步強化了經濟實力、經濟優勢及相應的經濟戰略在確保冷戰成功方面的關鍵作用。【注釋】參見Diane B. Kunz,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Nation拟State,” 載於Paul Kennedy and William I. Hitchcock, ed., From War to Peace: Altered Strategic Landscap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0),pp. 219-220.【注尾】通過總結和借鑒英國在19世紀後期催生和領導國際支付與貿易體系的歷史教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大力推行多邊主義，【注釋】Kennedy and Hitchcock, ed., From War to Peace, p. 122.【注尾】以確保高效的國家大戰略，同時不致“過度伸展”（overstretch）乃至毀損美國爭取世界主宰這一根本的長遠目標。
戰後初期，歐洲主要大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和東亞的日本由於戰爭而經濟凋零，然而其工業/軍事潛力和地緣戰略價值對美國實現遏制至關重要，因而美國政府一方面強化對蘇聯的軍事政治遏制，另一方面大力強調西方主要工業大國必須以全新的根本途徑進行協作和聯合，重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以共同對付蘇聯和共產主義威脅，確保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安全。通過經濟開放、多邊體制和共管模式，特別是依靠美國這個硬通貨供應商、最終的出借者和至關緊要的軍事保護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新秩序賴以建立，並且基本達到了遏制蘇聯勢力擴展的大戰略目的。作者將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以蘇聯為對手而實施的對外經濟戰略，總括為“盟國復興戰略”。
作者從大戰略角度指出：“‘盟國復興戰略’作為冷戰的產物，所追求的主要目標在於形成一種對蘇戰略‘遏制’態勢。其核心則是通過推動盟國的經濟復興，形成以美國、西歐、日本為中心，其各自周邊的發展中國家為週邊，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戰略同盟，進而在全球力量對比上獲得對蘇戰略優勢。”【注釋】張敏謙：《美國對外經濟戰略》，第105頁。【注尾】
儘管從冷戰根本格局和美國頭等利益的角度看，“盟國復興戰略”取得了成功，然而作者強調：“美國在實現了‘盟國復興戰略’預期目標的同時，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在扶植盟國實現經濟復興之後，也人為地為自己樹立了眾多的競爭對手；大量的經濟援助和安全‘義務’嚴重消耗了本身的實力；由‘遏制’蘇聯共產主義的影響擴展到干涉他國內部制度的選擇，使其陷入了一場導致全面危機的越南戰爭。”【注釋】張敏謙：《美國對外經濟戰略》，第111頁。【注尾】這一切使得美國60年代末70年代初雖然仍然佔據獨一無二的軍事首強甚至經濟首強地位，但它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兩大根本挑戰：第一，在軍事—戰略領域，能否在美國認為不可缺少的國防需要與美國履行承諾的手段之間保持合理的平衡；第二，與此密切相關，世界生產結構能否相對地不受侵害而保持其美國佔優勢的技術和經濟基礎。【注釋】參見甘乃迪：《大國的興衰》，第626頁。【注尾】此外，至少是從越南戰爭往後，美國體制本身的效率大受懷疑（其中包括本書第5章“體制轉換的壓力”中展示的四大體制障礙）。
所有這些首先促成美國決策者對美國外交政策進行基辛格主張的“哲理昇華”（philosophical deepening），【注釋】Henry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7), 3rd edition, pp. 29, 79, 97. 【注尾】包括：（1）認識權勢的多面性（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power）及由此而來的權勢轉換和補償的可能性，即在一個領域的損失可以在其他領域得到補償，例如美國在越戰中的損失可以通過打開中國大門得到補償；（2）淨化對外政策中某些有關國際秩序屬性的觀念，特別是放棄將變革其他國家的國內性質當作美國至關緊要的國家利益，確認美國的安全幾乎完全依賴於地緣政治；（3）承認美國能力的有限性，主張美國對外政策目標與其可用手段之間必須平衡。【注釋】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277-279.【注尾】據此，美國在70年代初80年代末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調整，包括實施一套被本書稱為“治理危機戰略”的對外經濟戰略。
作者指出“治理危機戰略”的目標是：在服從冷戰需要的大前提下，通過調整與盟國的經濟關係，著力解決美國自身的經濟問題，提高經濟發展水平，以穩定對蘇優勢的實力基礎，最後以經濟手段從內部瓦解分化蘇聯陣營。其主要內容包括：放棄需要美國付出高昂代價的世界經濟體制，代之以能保障美國利益的新體制；發展美國主導的盟國共同協商機制；採取具有威脅性的貿易保護措施；推動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多邊自由貿易談判；以經濟援助和最惠國待遇等貿易手段向蘇聯陣營的核心地帶滲透；實施長遠的能源戰略，並且爭取攻克“滯脹”危機頑症等。通過這些舉措，美國基本上保住了自身的經濟實力優勢，並且最終拖跨了競爭對手蘇聯。
《美國對外經濟戰略》在下篇著重論述了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政府大力推行的“確保優勢戰略”。冷戰結束後，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其實力優勢和強權態勢可以說大致達到了頂峰。雖然面對一個更複雜、更多變的世界，但美國政府立意締造新的“美國世紀”，由此出發將進一步增強經濟實力和經濟優勢當作其未來世界主宰的一大基石。“確保優勢戰略”就是美國基於新的世界形勢、結合本國實際而做出的對外經濟戰略新調整。這一戰略旨在通過強化和提升美國的經濟競爭能力，確保在世界上享有長遠的經濟優勢。為此，冷戰後美國歷屆政府對內努力造就相對優越的宏觀經濟環境，特別強調從人力、技術、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增加對未來的投資，對外則通過依賴政府干預的“操作性貿易”、“公平貿易”等手段，積極擴大美國產品的出口，同時致力於構建多層次的世界“大市場”結構，進而為美國保持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地位奠定長期的穩固基礎。此外，美國在事實上減少對外援助的同時，相應地加大了經濟制裁的範圍和力度，其“單邊主義”越來越嚴重。然而，即便美國優勢顯赫，“霸氣”飆升，但它在21世紀不可能避開與國際社會其他成員是衝突還是協調這一基本的挑戰性問題。
通過對“盟國復興戰略”“治理危機戰略”和“確保優勢戰略”的系統研究，本書較為全面和深刻地展示了整個戰後時期美國對外戰略的經濟方面。不過，50和60年代那些旨在冷戰對抗和冷戰競爭的美國對外經濟戰略大致被忽略了，或者說著墨不多。事實上，其中涉及許多至關重要的歷史圖景，包括對蘇聯、東歐、中國、古巴等的經濟冷戰、對欠發達世界內美國盟友的冷戰/熱戰軍援和經援、對中立主義國家的經濟誘惑和經濟壓力等。此外，關於“全球化與美國的戰略”寫得略欠充實。
時殷弘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宋德星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
《美國對外經濟戰略》述評
美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