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摘要】This paper expounds the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strategy of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Geopolitics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American society.The geopolitical thought is a kind of chronic conception in which politicians and strategists observe world affairs and think strategic problems.The geopolitical thought always exists in the strategy of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The strategy bases on the changeless geographical advisement.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地理學界和政治學界先後出現新的思潮。在地理學界，地理領域的研究中心從純自然方面轉移到人地相關的人文方面。在政治學界，隨國際政治力量的重新分佈，有些政治學家從美國國家利益現實出發，尋找美國國家戰略與對外政策的依據。在這種背景下，地緣政治在美國興起，誕生了一批地緣政治學者，如威格特、斯皮克曼、斯蒂芬森、拉鐵摩爾、惠特萊西等。其中，斯皮克曼的地緣政治論點對美國的國家戰略最具影響。斯皮克曼認為，地緣政治學就是研究如何以地理因素為基礎來制定國家安全政策。他主張世界力量的中心在中緯度地區，主要有北美洲的沿大西洋海岸地區、歐洲沿海地區和歐亞遠東沿海地區三個力量中心。提出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是世界戰略的要害，“誰支配著邊緣地區，誰就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2]他指出，雖然北美洲也是世界力量的中心，但它被歐亞大陸、亞洲和澳洲所包圍，歐、亞兩個力量中心的聯合，將置美國于一種易被挫敗的地位。這些世界政治地理特徵決定了美國只能與英國結盟，建立歐亞大陸力量的均勢，防止歐亞力量聯合控制歐亞大陸。這些觀點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美國長期與英國結盟就是這種地緣政治思想在美國外交上的反映。[3]50年代喬治·凱南提出的對蘇遏制戰略，就是以斯皮克曼的觀點為基礎的。[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地緣政治理論在美國進一步發展，針對新的世界戰略格局，地緣政治學者們紛紛提出各自的看法。如索爾·柯恩的“分裂的世界”理論，認為世界有兩大地緣戰略區和多個地緣政治區組成，地緣政治區形成的多元化世界要比兩極化的模式世界更現實。柯恩理論的目的在於試圖為人們提供一個預測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理論框架。[3]
而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執行者的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人則對地緣政治理論運用得爐火純青。他們能將地緣政治理論的多個流派兼收並蓄，貫徹到美國對外戰略的實踐中。1986年，布熱津斯基發表《競賽方案——進行美蘇競爭的地緣戰略綱領》一書，為美國實施對蘇冷戰戰略出謀劃策，深受雷根總統誇耀。1993年，布熱津斯基又發表了《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描述蘇聯解體的衝擊造成地緣政治上的真空，世界將有可能出現美國力所不及的失控狀態，告誡美國政府應早作準備。1997年，布氏新作《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面世，為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作出地緣政治的籌劃。
可以看出，地緣政治在美國經久不衰，深入人們的意識中，成為美國人打量世界的一種觀念，並深深作用於美國的國家戰略。
歷屆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都滲透出濃厚的地緣政治氣息。下面以雷根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例，進一步分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緣政治思想。
美國前總統雷根于1988年1月向國會提交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總結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歷史性特徵。指出，雖然美國學術界和實際工作者對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歷史性特點有所爭議，“但基本的一點應該是清楚的，即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一直存在著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連貫性，它反映了這樣的事實：這種戰略是基於固定不變的地理考慮，其目的是要保持我們的民主的根本價值。”[5]這段話表明：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具有歷史的連貫性。因為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是基本穩定的，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也是相一致的，從而保證了其國家安全戰略的連貫性，在某些“不連續性”中存在著基本的連續性；[6]制定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指導思想中，有固定不變的地緣政治觀念。
那麼，是什麼將地緣政治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連接在一起的呢？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利益。而國家安全利益或國家利益在相當程度上受國家的地理環境支配，至少說，國家利益的最基本方面是受國家的地緣政治環境控制的。這份報告引用了沃爾特·李普曼的著名論點：“各個國家在一個很長時間內的行為是表明它們國家利益的最可靠的標誌，儘管這不是唯一的。因為儘管它們的利益不是永恒的，但卻是相當持久的……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並不十分神秘。實際地理情況是永久的……因此，一代代的人都是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並且或多或少地以習慣的方式作出反映。”[5]這清楚地表明，一個國家的安全環境的地緣政治基礎是相對穩定的，因而國家安全的利益、國家安全面臨的威脅等問題的基本規律是相同的；而且人們還養成了固定的地緣政治觀念，以之為考慮國家安全問題的“習慣的方式”。所以，雖然“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會每隔4∼8年由於新政府執行的結果而發生一次不規則的變化，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的政策，則是存在著明顯的連貫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核心利益和目標幾乎沒有變化。”[5]
《報告》把美國人對美國安全環境分析的地緣政治觀念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第一個“比較簡單、明確和非常合乎情理的”歷史性特點。[5]在分析美國本土安全環境時，地緣政治觀點成為了美國人的基本信念和出發點之一，“這種信念就是如果一個敵對的國家或國家集團統治了歐亞大陸——這個地區通常成為世界的腹地，那麼美國最基本的國家安全利益就將處於危險之中。我們曾打過兩次世界大戰，就是為了防止發生這類事件。而且，1945年以來，我們一直謀求防止蘇聯利用其地理戰略方面的優勢來控制它在西歐、亞洲和中東的鄰國，這樣就能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不利的世界力量對比。”[5]這段話所包含的地緣政治思想是十分豐富與深刻的。首先，它認為歐亞大陸是世界的腹地，是全世界的戰略中心。其理論依據源于麥金德的“大陸腹心學說”。麥金德把歐、亞兩洲和非洲的部分稱為“世界島”(world island)，把歐亞大陸的核心部位比作“大陸心臟”(heart land)，提出了“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能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7]的著名論斷。其次，它認為美國的戰略對手蘇聯在美蘇對抗中佔有地緣優勢。蘇聯具有地理戰略方面的優勢，是指蘇聯具有地理位置優勢，能夠依據本國領土、而不必依賴海外基地將戰略力量輸送到各個要害地區，在蘇美爭奪中具有地緣之便。正如在同一份報告中指出的那樣：“蘇聯人擁有在歐亞邊緣地區進行軍事行動的地理上的天然優勢以及在歐洲、西南亞和遠東同時發動進攻的越來越大的能力。他們利用國內的交通線可以在廣闊的地理範圍內調動部隊和進行補給。”[5]相反，美國需要遠涉重洋、在遠離本土之地與強大的對手較量，存在距離上的弱勢。第三，認為美國安全的威脅的來源是大洋彼岸的歐亞大陸，位於美國本土的東西兩個方向。這種觀點源于斯皮克曼等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們。斯皮克曼認為，從地理形勢上看，美國介於歐洲、亞洲、澳洲和非洲四大力量之間，美國的安全正受到來自大洋彼岸整個半球聯合力量包圍的威脅。[8]特別是歐洲和東亞，被看作是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根本性來源。第四，指出美國應變被動為主動，積極干預歐亞大陸事務。從實踐看，美國對外戰略和對外政策的重點始終是歐亞大陸，軍事上對歐亞大陸實施“前沿部署”，在歐洲設置“鐵幕”，在亞太設立“島嶼鎖鏈”。“實現這個目標的國家戰略從廣義上來說一直是遏制政策。”[5]
正如李普曼指出，地理情況決定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方面。[5]那麼美國的國家安全地理環境怎樣呢？對此存在兩種看似矛盾的基本看法：有利性與不利性。傳統上，美國更多的人傾向于認為其安全環境有利。“自19世紀初以來，我們不曾為入侵美國大陸而擔心。即使在今天，我們國家的領土仍然比較安全，不易受到常規力量的進攻，這是由於我國的東西兩面都受到海洋的保護，緊靠我們的南方和北方又都是友好國家。”[5]這是對美國安全環境優勢方面的概括，這種優勢在技術條件有限的早期表現尤為突出，並顯著影響了美國政治家們的思維。在其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中也有明顯表現，如“孤立主義”思想就包含著這種地緣政治意識。新的技術條件改變了地緣政治環境和人們的時空觀念，以往被視作“屏障”的兩大洋因戰爭教訓的啟示而受懷疑，甚至如斯皮克曼等人轉而視之為外來威脅的“通道”，提出美國已不再“處於最安全的地位”了。在美國推行以歐亞大陸為核心並對其“前沿部署”的全球戰略時，一些新的地緣政治弱勢顯露出來，暴露出地緣政治上的不利性。正如報告所述，“然而，核武器及其遠端發射手段現在能夠威脅到我們國家的生存。而我們的大部分朋友和盟國——以及與我們的經濟相結合的市場和資源——在地理上與美國大陸的距離遙遠。”[5]
美國本土安全環境的有利性，使美國能夠騰出許多精力專門對付歐亞大陸的安全事務，以歐亞大陸為核心，實施其全球安全戰略。同時，遠離歐亞大陸的特性，對美國的安全戰略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對國家安全力量、國家安全目標有特殊要求。“為了保護我們的盟友和盟國，以及美國在國外的其他利益，我們不僅必須擁有國家力量，還必須能夠跨越海洋和天空的遙遠距離來使用這種力量——外交的和情報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在軍事領域，我們必須擁有在世界範圍內保護我們的交通線安全的能力；迅速投入軍事力量的能力；在遠距離長時間內給部隊提供給養的能力；以及對那些可能圖謀向我們的盟國和朋友進行侵略的國家施加一種可靠的威懾力量的能力。”[5]
由於地緣政治已經成為美國人考慮國際戰略問題的一種習慣性的思維與觀念，因此，在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無論是宏觀的指導思想，還是微觀的具體問題的分析處理，都能找到地緣政治的痕跡。
冷戰後，國際形勢和世界戰略格局的演變，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國際關係問題，並呼喚新的國際關係理論。在此背景下，有人開始懷疑地緣政治理論的時代意義。對此目光深邃而犀利的布熱津斯基告戒人們，“美國的對外政策還必須繼續關注地緣政治問題，而且必須在歐亞大陸運用它的影響，以建立一種以美國為政治制裁者的穩定的大陸均勢。”[9]“美國在發揮全球主導作用時應認識到政治地理仍是影響國際事務的關鍵因素。”[9]
參考文獻
陸俊元
江南社會學院國際關係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