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戰略是指大國調動和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種手段，參與國際鬥爭，維護和增強本國利益，實現國家根本政治目的的方略。在一定意義上講，只有全球性大國才可能形成全球戰略。美國全球戰略大體上可分為醞釀(1783年到1898年)、初步形成(1898年至1945年)、正式形成(1945年到1990年)和冷戰後期(從冷戰結束迄今)四個階段。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其全球戰略也進入初步形成階段。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美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外部世界，決定到更大的國際舞臺去擴大自己的影響。形勢發展推動著美國“有特定目標的干涉主義”形成，它從大陸擴張轉為海外擴張。彼得·特魯博威茲曾指出：“美國在19世紀創建了一個大陸帝國，遂把目光投向更遙遠的邊界”。(注：Peter Trubowitz,Definig the National Interest: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31,pp.31—95.)美國全球戰略初步形成的動因和依據是：
第一，美國經濟實力迅速增長，為實行海外擴張政策奠定了物質基礎。內戰中北方工業資產階級的勝利，為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到19世紀90年代，美國工業生產總值超過了英國，躍居世界首位，接近于英、法、德三大強國的總和。強大的經濟實力為美國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提供了物質保障，此時美國的領土向西擴張到太平洋岸邊。同時，由於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國崛起於世界舞臺，英國開始走下坡路，按照新的力量對比重新瓜分世界和劃分勢力範圍已成為形勢發展的必然。
第二，美國擁有進行海外擴張的理論依據。在列強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國際競爭愈演愈烈的同時，歐洲正在形成兩大軍事集團，準備用武力來打破原有的均勢。在此背景下，美國逐漸出現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公眾輿論。1896年布魯克斯·亞當斯發表《文明與衰落的規律》一書，論證了美國從孤立主義走向國際主義的合理性與必然性，要求美國放棄孤立主義，趕快走上國際舞臺，擊敗主要競爭者，建立由美國領導的國際新秩序。年輕的海軍軍官、歷史學家馬漢研究了世界海洋史特別是英國在全球的擴張之後，於1890年出版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一書，明確提出著名的“海權論”。馬漢還撰寫了一篇篇論文，用海權論解釋新的國際秩序的藍圖。他認為，一個國家若想在世界事務中起重要作用，就一定要掌握海權；控制海洋是海權的軍事因素，利用海洋是海權的經濟因素；美國要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建立強大的海軍，以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亞當斯與馬漢從不同的角度對未來的國際新秩序與美國的地位加以論證，代表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成為公眾輿論的主旋律，對眾多美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先擔任助理海軍部長、後出任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產生了較大影響。因此，“海權論”適應了美國渴望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是美國對外戰略發生轉折的重要徵兆。(注：參見陳樂民主編：《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和185頁；李慶餘：《19世紀末美國公眾輿論》，《美國研究》1994年第2期。)
第三，美國的軍事戰略已初露端倪。美西戰爭是美國獨立戰爭以後準備最充分的一次戰爭，“予有準備”被認為是這次戰爭中採用的軍事戰略的最大特點。早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就著手制定對西班牙的作戰計劃。1896年海軍軍官威廉·金布林在《與西班牙的戰爭》的戰略報告中指出：美國對西班牙的戰爭目標應是使古巴獲得獨立，奪取菲律賓和波多黎各，主攻方向應是古巴和菲律賓；戰爭的關鍵是奪取制海權，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戰爭樣式是海戰，海軍的行動將決定戰爭的進程。戰爭開始後，美國政府基本是按照這一戰略設想來指導戰爭的。美國不以攻擊西班牙本土為目標，而是以攻擊西班牙幾處海外殖民地為目標，作戰方向和地區處於西班牙帝國勢力範圍的邊緣。因此，美國在美西戰爭中的戰略被稱為“週邊戰略”，即直接攻擊西班牙帝國脆弱週邊的戰略。(注：蔡祖銘主編：《美國軍事戰略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2、102—103頁。)
第四，美國開始突破門羅主義的限制，將注意力從美洲轉向其他大陸，走上海外擴張的道路。1823年美國提出了指導在西半球進行擴張的“門羅主義”。1898年4月，美國發動美西戰爭，奪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賓和關島等地，將觸角伸進了太平洋地區。1899年，美國務卿海約翰又兩次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要求與其他西方列強共用侵略中國的權利。以美西戰爭和“門戶開放”政策為標誌，美國的對外政策進入了海外擴張的地區主義階段。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開始試探著走向世界。美國國內一向主張放棄孤立主義傳統，推行“國際主義”，更多地捲入世界事務，由此萌發了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即主張捲入世界事務的干涉主義)兩種對立的外交政策主張之間的鬥爭。國際主義派認為，由於世界形勢的變化，美國為了其自身利益，應當對參與世界事務持更為積極的態度。(注：Peter Trubowitz,Definig the National Interest: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31,pp.31—95.)但這一時期，美國的國家政策和軍事計劃分屬兩張皮，軍事戰略仍由幾個自成體系的部分組成，即本土戰略、加勒比海戰略和太平洋戰略，陸海軍聯合作戰計劃處於初級階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美國在軍事上步入歐洲和制訂統一的作戰計劃提供了機會。1917年4月6日，美國參加協約國對德國宣戰，正式捲入到大西洋彼岸的歐洲事務中去。戰爭進行到1917年底，沙皇集團崩潰，英法集團和德奧集團在戰爭中兩敗俱傷，美國卻在大戰中成長為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為迫使英、法、俄等在戰後按照其意圖重建世界秩序，進而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新霸主，威爾遜總統于1918年1月8日在國會提出了關於戰後世界和平的“十四點”綱領。經過討價還價，協約國最終同意以“十四點”作為對德和平談判的基礎。美國的意志成為繪製戰後世界政治地圖的指導思想，表明美國已從美洲大陸步入了全球政治舞臺。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言：“這次跨越大洋的軍事遠征在規模和範圍上都是空前的，標誌著在國際舞臺上出現了一個新的主要角色”。“這次世界大戰還促使美國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運用美國的原則來尋求歐洲的國際問題的解決”。(注：[美]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頁。)這次戰爭還使美國認識到，歐洲大陸的力量對比若出現不平衡，也會危及美國長遠的國家安全利益，美軍應擔負起超越美洲大陸的作戰任務。這就遠遠超出了美國軍事戰略中一直占主導地位的本土防禦思想。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美國戰略發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它標誌著美國開始參加由國家聯盟實施的戰爭，使美國第一次經歷了20世紀出現的大規模聯盟戰爭。(注：莫裏斯·馬特洛夫：《美國戰略思想的演變》，載美國陸軍軍事學院編：《軍事戰略》，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5頁。)
但當時美國內的孤立主義勢力仍然十分強大，戰後美國“又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滿足的孤立主義與理想主義相結合的那種狀態”(注：[美]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頁。)，它的注意力又一次轉向國內。30年代，孤立主義進入全盛時期，到30年代末逐漸衰退，及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終於徹底崩潰。但必須指出的是，在美國外交中，孤立主義並非一種完全消極的思想，它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其內容隨時代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孤立主義最初只是針對歐洲國家，當時美國羽翼未豐，無法與歐洲大國同日而語，無力向外擴張，此時其核心思想是不主張美國捲入歐洲的政治紛爭，同時反對歐洲干涉美洲事務。除本國力量不足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即美國本身就是由反對歐洲的人建立的，他們來到北美大陸為的是建立一種不同於歐洲的生活方式。在多數美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種鄙視心理，認為歐洲大陸充滿著陰謀與欺詐，道德上是黑暗的，政治上是腐敗的，在政治上捲入歐洲事務將違背美國的“理想”，甚至可能危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與此同時，美國人卻有著一種要把他們自己的“文明”帶給鄰國和亞洲國家的強烈的“使命感”，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感情成為孤立主義者贊成干涉拉美和亞洲事務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國奉行的孤立主義外交決不是閉關鎖國，完全把自己置於國際社會發展的主流之外。即使在孤立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期，美國也從未與外界完全隔絕，在經濟上依然積極發展與外部的關係，尋求資本主義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內外市場。此外，孤立主義與對外擴張並不衝突，它決不是一項消極的防禦政策，美國實際上是在用它來彌補與歐洲大國競爭時力量不足的弱點，即借用孤立主義這道“屏障”把歐洲大國阻擋在大洋之外，使自己在西半球這個遼闊的空間隨心所欲地進行擴張，又可避免捲入歐洲紛爭，根據自身情況決定或予或棄。(注：王曉德：《美國文化與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71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整個國際關係史和美國戰略史上的一個轉捩點。近300年來，特別是19世紀以來，歐洲曾長期位於世界政治的中心，維持以歐洲均勢為中心的傳統國際關係格局。二戰打破了這個格局，英國和法國淪為二等強國，西德和義大利處於戰敗國地位，歐洲在國際事務中居於支配地位的時代已成為歷史。美國不僅走上了世界戰略的大舞臺，而且在戰爭中大大增強了自己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美國憑藉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的實力，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崛起為國際關係的力量中心。於是，它徹底拋棄孤立主義政策，從國際關係的邊緣走向中心，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擴張，已成為形勢發展的必然。早在大戰期間，羅斯福等人就設計了一套建立戰後世界秩序、實現“美國世紀”的辦法，通過主導成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簽定“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等，為戰後整個世界格局的確立奠定了基石。美國和蘇聯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對立以及1945年4月杜魯門接任總統，又加速了美國奉行全球主義、與蘇聯對抗的過程。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取得二戰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在蘇聯的影響下，社會主義陣營越出一國的範圍，影響不斷擴大。蘇聯也不再囿於地理的限制，將影響擴展至歐洲。在此情勢下，美蘇爭奪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使美國“對國家安全、戰爭以及和平的傳統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得不尋求新的途徑來保障國家的安全”。(12)
現實需要召喚著美國新的全球戰略。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喬治·凱南向美國務院發回著名的8000字電報，對蘇聯對戰後世界的看法、追求的戰略目標及策略運用以及美對蘇政策進行了全面的分析，並提出了政策建議。電報雖然沒有明確使用“遏制”這個詞，卻包含了他以後多次闡述的“遏制”思想的基本內容。電報從理論上說明了美國對蘇政策，同當時美國決策層對蘇聯的認識和政策主張非常吻合，因而在華盛頓引起廣泛關注，成為當時杜魯門政府認識蘇聯的權威教材，客觀上促成了美國統治集團形成基本一致的對蘇看法。(注：張小明：《冷戰及其遺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凱南也因此被召回華盛頓委以重任。
與此同時，杜魯門的白宮主要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於1946年9月24日提出了一份長達50頁的《美國與蘇聯的關係》的絕密報告，認為“蘇聯把控制斯德丁到的裏雅斯特一線以東的歐洲，看作是對他們現今的安全必不可少的，在這個地區內，他們決不容忍出現對立的勢力”，同時，蘇聯還“企圖沿著它的中、東部邊界建立一個政治上臣服于蘇聯，無力對蘇聯採取敵對行動的保護地區”。因此，“美國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強大到足以抑制蘇聯，使蘇聯的勢力範圍限於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區”，對那些反抗蘇聯的國家給予“慷慨的經濟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援”。(注：《戰後世界歷史長編》(1947年，第一編，第三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23頁。)這年冬天，凱南寫了一份題為《美國和俄國》的意見書，供海軍部長福萊斯特參考。福萊斯特認為寫得極好，就把它推薦給國務卿馬歇爾。這份意見書在長電報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指導對蘇關係的10條準則，闡述了對抗蘇聯的辦法。
遏制理論成形之際，正值美蘇矛盾上升並尖銳化之時。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美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公開提出了在全世界範圍內對蘇聯和共產主義力量進行反擊的“杜魯門主義”。它的出籠，表明美國已經公開放棄同蘇聯合作的政策，是對蘇聯發動全面冷戰的宣戰書。“杜魯門主義”還是美國全球戰略轉變的完成，標誌著美國對外政策徹底擺脫了孤立主義的影響，開始由局部擴張轉變為全球擴張。“杜魯門主義”出籠後，凱南在《外交季刊》發表了化名為“X”的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凱南在文章中強調：由於歷史、意識形態和蘇聯政權的本質的原因，蘇聯將謀求把其政治控制擴大到戰後形成的地理疆界之外。美國應推行“長期的、耐心的但卻是堅定而警惕的遏制政策”，“根據蘇聯政策的變化和策略，在一系列經常變動的地理政治支點上，巧妙而謹慎地使用對抗力量”。此外，“美國還完全有可能利用其行為影響俄羅斯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發展”。(注：X.“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July 1947.)
“遏制”思想正好迎合了當時美國通過“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對蘇聯進行政治和經濟上的冷戰的需要，成為冷戰政策的最好的理論說明，在美國內外引起廣泛的反響。但是，這一戰略在實施初期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例如：蘇聯于1949年8月成功進行了第一次核子試驗，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使建立在傳統常規戰爭構想基礎之上的“遏制戰略”已不適應新的形勢，必須就核武器的發展和應用制定相應的核戰略。新中國的成立，衝破了美國“遏制戰略”的東方戰線，使美國的東亞政策面臨嚴重的危機。有鑒於此，杜魯門於1950年1月31日指示美國務院和國防部成立特別小組，重新審議美國整個的防務和外交戰略。在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保羅·尼采的主持下，該小組於1950年4月14日向杜魯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題為《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和計劃》的報告，即著名的《NSC68號文件》。該文件對蘇聯的根本意圖、目標和能力作了重點分析，認為美國安全面臨的最嚴重威脅源于蘇聯的敵對企圖和可怕力量，以及蘇維埃制度的特性；強調要繼續對蘇聯推行“遏制戰略”，利用各種手段阻止蘇聯權力的進一步擴張，引誘克里姆林宮縮回控制和影響，培育蘇維埃制度中的破壞性種子。(注：NSC68: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April 14,1950,Naval War College Review,Vol.XXVII(May-June,1975),pp.51-108.Also in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ume I.)杜魯門於1950年4月25日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專門討論了《NSC68號文件》，它是杜魯門政府對凱南遏制思想的重大修補，更加強調在全球範圍內對蘇聯進行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和心理手段在內的全面遏制。此後，修改後的“遏制戰略”就成為戰後40多年間美國長期奉行的、以對抗蘇聯和“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為核心目標的全球戰略。杜魯門總統簽署的《NSC68號文件》，不分重點、不顧手段地強調全球遏制，與凱南的戰略思想已相去甚遠。但凱南作為“遏制之父”的地位已經奠定，而且，他精心設計的遏制思想無可挽回地促成杜魯門政府在全世界範圍內不分輕重緩急的反共“十字軍東征”。(注：周桂銀：《喬治·凱南的外交思想》，《美國研究》1993年第2期；任東來：《凱南：從遏制到合作的國際主義》，《美國研究》1996年第4期。)
凱南的遏制思想，源于麥金德的地緣政治觀和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即美國的安全最終取決於歐亞大陸上的均勢。美國“遏制戰略”的主要目標是把蘇聯勢力限制在二戰結束時形成的地理界域之內，手段主要是在歐亞大陸兩翼經營好與西歐和日本的聯盟，對蘇聯形成包圍之勢並與之展開全面的對抗。(注：參見[英]傑費裏·帕克：《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47頁。)凱南曾經指出：“就象過去對英國來說那樣，今天對我們來講，重要的是切不可讓任何一個歐洲大陸國家得以獨自主宰整個歐亞大陸”。(注：喬治·凱南：《美國外交，1900—1950年》，新美國圖書館1951年，第10頁，轉引自[美]約瑟夫·奈：《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頁。)美國地緣戰略學家柯恩也認為，美國在冷戰期間實行遏制政策，“在歐亞大陸週邊建立海外盟國，就是企圖阻止蘇聯控制‘心臟區’，進而控制‘世界島’。由於共產主義傳入東亞打開了一個大缺口，美國遏制大陸中國的目的就在於把‘世界島’東亞近海區域的其餘部分封鎖起來”。(注：[美]美國陸軍軍事學院編：《軍事戰略》，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頁。)這樣，經過凱南之手，麥金德和斯皮克曼的政治思想在美國演化成一個重要的戰略理念，即絕不允許在歐亞大陸出現能與美國為敵的起主導作用的國家或國家集團。
為全面實施“遏制戰略”，美國在歐洲推出“馬歇爾計劃”，建立北約，並重新武裝西德。在亞洲，美國先後與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等國簽署了雙邊和多邊條約，並在這些條約的基礎上於1954年9月與相關國家簽署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在東亞和東南亞形成了針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在中東，則推動英國主持建立了中央條約組織，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又推出了“艾森豪威爾主義”。斯皮克曼認為，美國這種對蘇聯(以及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遏制戰略”，實質是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保持美國的軍事優勢，以壓制蘇聯向邊緣地帶突破，進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戰。(注：轉引自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頁。)
“遏制戰略”的提出，標誌著美國戰略質的轉變和飛躍。這種轉變主要體現在：(1)從戰時與蘇聯結盟共同抗擊德日意等法西斯國家，過渡到以蘇聯為主要對手和作戰物件，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擴張”成為戰後40多年美國貫徹始終的戰略目標。(2)從以美國本土為中心的美洲堡壘戰略向真正的全球戰略過渡，突破了長期以來一直以關注美國本土安全為主，對歐洲事務較少介入的“孤立主義”戰略思潮，轉而強調美國利益和美國安全的全球性，首次制定了積極干預世界事務、爭奪世界主導權的較完整的全球戰略。從這一戰略開始，美國戰後至今各個時期的軍事戰略均具有明顯的全球性和進攻性。(3)從傳統的常規戰略開始向核條件下的現代戰略體系轉變。雖然提出和實施“遏制戰略”的初期，美國還沒有形成系統的核戰略，但是隨著1945年8月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實戰運用，美國已經開始研究運用核武器的理論，核戰略的雛形正在形成。(4)從步西歐後塵到走在世界前列。二戰以前，美國的軍事戰略思想基本上是對英、法等西歐國家傳統軍事理論的摹仿，國家政策中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一直存在脫節現象，從未出現過將政治目標和軍事目標結合在一起的戰略理論。從“遏制戰略”開始，美國一掃以往由於戰略傳統缺乏而呈現的戰略思維貧乏，迅速掀起“戰略熱”，開創了美國現代戰略研究的新局面，創立了具有美國特點的獨立的戰略體系，對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各大國戰略思想的發展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注：蔡祖銘主編：《美國軍事戰略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2、102—103頁。)
“遏制戰略”既是杜魯門政府的軍事戰略，同時也是其國家戰略——“杜魯門主義”的核心，奠定了戰後美全球戰略的基礎。這種軍事戰略和國家戰略合二為一的情況，表明戰後初期美國尚未形成完整的、多層次的戰略體系。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當時美國尚未建立統一的國際機構去規劃和運籌統一的軍事戰略，國家戰略和軍事戰略均由總統提出和制定。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美國的軍事戰略和國家戰略開始區別開來。“新面貌”政策和“新新面貌”政策是美國的國家戰略，“大規模報復”是軍事戰略。但由於這一時期美軍事戰略的制定基本上是由國防部以外的官員提出和制定的，從戰略決策程式來看，軍事戰略和國家戰略的“分家”尚未完成。到甘乃迪—約翰遜政府時期，美國進一步理順了軍事戰略和國家戰略的關係，不但將“和平戰略”作為國家戰略，而且還一改過去由國務院官員提出和制定軍事戰略的先例，由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提出了名為“靈活反應”的軍事戰略。美軍事戰略的內容也愈加充實，層次日漸明晰，軍事戰略之下開始明確區分出核戰略和常規戰略。從1969年到1982年的12年間，美國經歷了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屆政府的變遷，發生了由共和黨政府向民主黨政府的更疊。這個時期，由於美國深受“越戰綜合症”困擾，蘇聯乘機步步緊逼，美蘇日歐中五大力量中心正在形成，美國不得不推行重視夥伴關係、實力和談判三原則的“尼克松主義”，謹慎地走一條介乎世界警察和孤立主義兩種極端政策之間的中間路線。與國家戰略相一致，美提出了“現實威懾”軍事戰略。“尼克松主義”和“現實威懾戰略”的內涵基本一致，核心都是推行“當地人打當地人”的方針，力避美軍再次捲入越戰式的局部戰爭。1981年雷根政府上臺後，在國家戰略上提出了“雷根主義”，表示美國要在任何出現蘇聯侵略或蘇聯支援的侵略行動的地方進行抵制，力圖將蘇聯的影響推回到蘇聯的國土範圍之內。作為“雷根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雷根政府在軍事上提出了“新靈活反應戰略”。“雷根主義”和“新靈活反應戰略”的提出和發展，標誌著美全球戰略跨越了戰後對蘇聯單純遏制的範疇，進入了一個主動進攻、靈活反擊的新階段。
總的來看，圍繞對抗蘇聯這一總的戰略目標，戰後美國歷屆總統都曾根據美國實力地位的消長和美蘇爭霸態勢的變化，提出一些貼上本屆政府標簽的戰略思想，但是遏制思想貫穿始終，“一切變化都是在杜魯門時期所奠定的總格局中進行的”，美國全球戰略的本質和核心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注：資中筠主編：《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雷根》(上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頁。)
面對迅猛變化的國際形勢，美不能不對戰後持續40多年的全球戰略進行全面的根本性的調整，以尋找新的範式替代反共產主義的“遏制戰略”。(注：John Dumbrell,American Foreign Policy:From Carter to Clint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p.193.)1989年5月12日，布希在發表對蘇政策演講時首次提出，美國已到了“超越遏制戰略”、走向90年代新政策的時候。(注：George Bush,“Remarks at the Texas A & M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Ceremony in College Station,”May 12,1989.)1990年3月，布希向國會提交了他上臺後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提出，美國對蘇聯不能只是簡單地進行遏制，而是要大膽地“超越”戰後長期奉行的“遏制戰略”。他試圖以比所有前任更大的抱負和雄心，通過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種手段，“將蘇聯作為一個有益的夥伴納入國際體系中”，從而“開創一個超越遏制的新時代”。(注：The White Hom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March 1990.)“超越遏制戰略”的主要內容包括：
其一，將蘇聯融合到“世界大家庭”中。布希稱，“美國現在的目標遠比簡單地遏制蘇聯的擴張主義大得多，我們所尋求的是使蘇聯融合到國際社會中來。隨著蘇聯走向更大的公開性和民主化，隨著他們採取負責任的國際行為，我們將作出相應的反應。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歡迎蘇聯重新回到國際社會中來”。(注：George Bush,“Remarks at the Texas A & M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Ceremony in College Station,”May 12,1989.)
其二，促使蘇聯向著一個“開放的社會”演變。布希提出：“美國及其盟國的國家安全不能建立在希望的基礎上，必須建立在行為的基礎上，我們期待著蘇聯持久的、深刻的經濟和政治變革”。為此，美提出蘇聯應繼續裁軍、支援東、中歐國家民族自決、在解決地區爭端中與西方協調步驟、實現政治多元化和尊重人權、與西方共同解決迫切的全球問題；在國內，蘇聯應進一步開放移民，開放辯論，開放廣播，開放書禁，開放東西方的人員、書籍和思想交流。(注：George Bush,“Remarks at the Texas A & M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Ceremony in College Station,”May 12,1989.)
其三，加速東歐國家的“和平演變”。1989年5月布希訪問西德時稱，民主觀念正在歐亞大陸擴散開來。波蘭朝著真正的選舉邁出了第一步，匈牙利也有實行多黨競選的可能性。如果波、匈的試驗獲得成功，其他國家就可能步其後塵，美國自然要對東歐國家採取區別對待的政策，表示將盡所能幫助東歐打開封閉的社會，尋求整個德國和東歐的自決，促進東歐的自由選舉和政治多元化。(注：George Bush,“Remarks at the Texas A & M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Ceremony in College Station,”May 12,1989.)1989年7月布希訪問波蘭和匈牙利時，又公開提出“共產主義正在急劇崩潰”，宣稱支援兩國的“自由和獨立的浪潮”和爭取“把自己的命運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鬥爭”。
“超越遏制戰略”一經提出，就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就其實質而言，雖然它是戰後40多年來美國在對蘇政策上的重大的戰略調整，包含某些向冷戰後時代轉變、過渡的成份與色彩，但仍未跳出冷戰的巢臼，依然是一種經過重大修改的冷戰戰略。比較起來，“超越遏制戰略”具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目標更大、更遠，不是要阻止“共產主義勢力”向國際上擴散，而是要將美國的影響滲透和擴展到蘇東地區，最後將蘇聯融入到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去。(注：劉緒貽：《布希政府的全球戰略》，《美國研究》1993年第1期。)二是在手段上更加重視“和平演變”，將重點從與蘇聯的“硬對抗”轉向“軟進攻”，主要通過政治、經濟、外交、心理等非軍事手段，推進美國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念，實現“不戰而勝”。為實現“超越遏制戰略”的目標，布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戰略措施，推動著以匈牙利、波蘭等為首的東歐諸國的局勢日益朝著美國希望的方向演化，美蘇關係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布希和戈巴契夫在1989年12月至1990年11月間高密度地先後舉行了四次會晤，宣佈北約、華約兩大集團不再是敵人，將建立新的夥伴關係。戰後以雅爾達體系為基礎的兩極冷戰格局迅速地以和平方式結束了。
世界局勢的巨大變化，還使美國感到在戰略上需要確立一種由它領導和支配下的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和擴展其在全球的利益。1990年9月，在海灣危機爆發不久，布希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戰略構想。之後，布希又多次對他的“世界新秩序”構想進行補充和進一步闡釋。“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內容有：(1)強調在美國的領導下，實現一個“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國際事務中更加強調“多邊”合作，而不是“單邊”行動，注重發揮盟國和聯合國的作用；(3)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和理想，建立新的國際體系，在世界上鞏固和推進所謂“自由”與“民主”事業；(4)實施地區防務戰略，重點防止和應對威脅美國利益的地區衝突。布希的“世界新秩序”構想，是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在對外關係方面的一個綱領，其基本目標是維護冷戰後世界的安全與穩定，應付美國面臨的各種新的挑戰，在世界上推進“民主”事業，從而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
布希政府時期美國全球戰略雖仍帶有過渡色彩，未完全拋棄冷戰期間的戰略觀念，但它第一次確定了冷戰後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總目標，勾畫出美國新全球戰略的一個粗略的輪廓，成為布希政府對美全球戰略實施調整的總方針。
1993年1月13日，國務卿克裏斯托弗在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提名聽證會上提出，冷戰後美國“需要設計一項新的戰略”來保護美國利益：第一必須促進美國的經濟安全，第二必須保持強大的防務力量，第三鼓勵正在發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並強調對國外民主和人權的支援能夠而且應該是改善美國安全的一項中心戰略原則。1月18日，克林頓發表演講時再次強調，世界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必須適應這種變化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再次強調美國對外政策將建立在上述三個支柱的基礎上。同時，克林頓也希望用類似於“遏制戰略”的辭彙來形容其對外政策框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克負責此項工作，當時諸如“民主參與”(democratic engagement)和“民主擴張”(democratic expansionism)等用詞受到青睞，後來美國家安全委員會演說撰稿人羅斯納提出“擴展”(enlargement)一字以作為擴大美國民主價值觀的描述詞，為克林頓和萊克所採納。(注：張亞中、孫國祥著：《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生智1999年版，第81頁。)1993年9月，萊克在霍普金斯大學發表題為《從遏制到擴展》的演講，將克林頓政府上臺之初提出的全球戰略思想加以系統化，強調美國“在實行了遏制主義之後，必須採取一項擴展戰略——擴大這個世界由市場民主制國家組成的自由大家庭”。(注：Anthony Lake,“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September 21,1993.)鑒於萊克發表講話的時機和他本人的身份，講話一經發表就立即引起廣泛的注意，被認為是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的框架初步確立的標誌。
1994年7月，克林頓政府發表上任後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擴展戰略”發展為“參與和擴展戰略”，在“擴展”美國的利益、價值觀和政經模式的同時，更加突出美國對國際事務的介入和參與，反擊退回“美國堡壘”的主張，堅稱只有“參與”才能“擴展”。(注：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1994.)“參與和擴展戰略”的提出，表明冷戰後美全球戰略的理論框架最終確定，標誌著美國全球戰略基本完成了從“冷戰型”向“冷戰後型”的轉軌。“參與和擴展戰略”可概括為：利用冷戰後對美總體有利的國際形勢，加強介入和參與國際和地區事務的力度，“擴展自由世界”的疆界，實現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這幾年中，美國在推行“參與和擴展戰略”方面主要採取了以下步驟：
第一，積極構築美國主導、西方佔優勢的大國協調關係。克林頓稱：“美國及其盟友從冷戰時代繼承下來的安全關係對推進冷戰後的議程是個關鍵”，“頭等大事必須是加強和適應美國的夥伴關係來應付冷戰後的挑戰”。但同時強調，“美國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國家。有時候，美國，也只有美國，能在戰爭與和平、自由與壓迫、希望與恐懼之間起決定作用”。(注：克林頓：《變化的世界中的美國安全》，美新署華盛頓1995年8月5日英文電。)在加強與西方主要盟國關係的同時，美國還積極推進美中、美俄關係的發展。
第二，強調經濟優先，突出經濟安全。冷戰結束後，經濟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上升，各國都較前更為重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爭。克林頓政府明確提出將“經濟安全”作為美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支柱之一。為此，美國不但從戰略高度重視對外出口，專門成立了“提倡出口辦公室”，提出“新興大市場”戰略，推行咄咄逼人的對外經濟政策，而且還積極推動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大力支持全球性自由貿易體系的建立。
第三，維護軍事安全，確保安全利益。美1994年度《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在美國對外政策的三項原則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從而改變了克林頓政府在執政的頭一年把經濟問題置於對外政策首位的做法。(注：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1994.)
第四，注意循序漸進地推進“全球民主化”。克林頓政府上臺之時，恰逢冷戰結束、“歷史終結論”躬逢其盛之時，於是正好繼承老民主黨人的衣缽，明確地將“全球民主化”作為美國全球戰略的三大支柱之一。這表明美國決心以更大的力度和規模在全世界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政經模式。
在第一任期內，克林頓政府雖然提出了“參與和擴展戰略”，但其對外政策在國內外仍然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很多人認為，美國對外政策缺乏戰略意識，左右搖擺，前後不一，過份重視近期利益，美國成了對敵對友都既不可靠又難以預測的國家。蘭德公司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由於缺少一個得到廣泛同意的大戰略，許多方面遇到困難。美國的主動性受到削弱，經常處於被動應付的狀態。在眾多的威脅和挑戰面前，更加難於分清輕重緩急並形成前後一貫的對策；許多問題上的方針往往自相矛盾、動搖不定或不能持久”。(注：該報告是蘭德公司為美國空軍撰寫的研究報告，作者是該公司空軍工程課題部的戰略、理論和兵力結構組組長卡利爾薩德。見Zalmay M.Khalilzad,“From Containment to Global Leadership?America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Cold War,”RAND,1995.)
首先，認為冷戰後時代已經結束，美國需要面向未來，維護並增強世界領導地位。1997年3月27日，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伯傑在演講時表示：“現在，冷戰後時代已經結束”，“我們將在新的現實和持久的價值觀與利益的基礎上開創一個建設的時代”。(注：Samuel R.Berger,“A Foreign Policy Agenda for the Sceond Term,”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March7,1997.)國防部長科恩則認為，“我們的力量需要改變——重點應從應付一個時代的結束轉為塑造下一個時代”。(注：《科恩稱美安全政策重點將從應付冷戰結束轉向塑造新時代》，新華社華盛頓1997年1月22日英文電。)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也強調：“今天，對我們來說，光說共產主義已經失敗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繼續確立一個適應新世紀要求的新框架”。(注：Secretary of State Designate Madeleine K.Albright,Prepared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Washington D.C.,January 8,1997.)美國《時代》周刊曾指出，克林頓政府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管理“E2CW”(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即冷戰結束的結束。文章說，過去10年，世界地緣政治平衡是由西方對蘇聯的勝利所形成的，國際關係的現實是美國力量的擴張。但是，由於俄羅斯在政治和經濟上陷入困境，中國對美國的行為怒而不平，美國的霸權可能正在終結，世界開始步入E2CW時代。(注：“A World of Trouble,”Newsweek,May 24,1999.)
其次，認為在2015年之前是“戰略機遇期”，美國不面臨緊迫的現實威脅和勢均力敵的全球性競爭對手，美國前所未有地獲得了使國家更安全更繁榮的機會，其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可以保持。
再次，首次明確提出2015年之後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成為美國的全球性競爭對手，表明美國對保持獨超地位的中長期前景有所擔心。
最後，首次提出美國面臨著嚴重的“不對稱威脅”的直接挑戰。所謂“不對稱威脅”，是指那些絕對軍事實力與美國極不相稱的敵對國家或敵對勢力利用非常規手段給美國帶來巨大危險的種種威脅，諸如恐怖主義、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資訊戰和環境破壞等。
新的形勢下，克林頓政府提出了更為雄心勃勃的目標，加緊為新世紀的爭奪預作籌謀，使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克林頓強調，美國全球戰略的目標是使21世紀繼續成為“美國世紀”，要在全世界維護和推進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以建立“一個全部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注：參見克林頓1997年1月20日就職演說及其文章：《走向新的千年》，《華盛頓時報》1997年1月20日。)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即是在美全球戰略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發生的，標誌著冷戰後美全球戰略進入了一個新的擴張期。這個階段，美國全球戰略的動向主要有：
在美國歷史上，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大變動而對全球戰略進行較大調整多是在戰爭結束後進行的，冷戰後始於布希政府而由克林頓政府加速進行的全球戰略調整則是在和平環境下進行的，新舊國際戰略格局過渡期將經歷較長的時間，中間具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布希政府和克林頓政府所提出的戰略目標、指導原則及政策構想也不斷發生變化。總的來看，這次調整，涉及面廣、幅度大、影響深遠，是一次全面的、整體性的調整，在戰後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布希政府時期是從冷戰轉向冷戰後的大轉變階段，國際局勢風雲際會，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新舊格局激烈衝撞，雖然提出了“超越遏制戰略”，但該戰略仍帶有過渡色彩，未完全拋棄冷戰期間的戰略觀念。克林頓政府執政期間，多極化趨勢加速發展，大國關係深入調整，國際戰略格局輪廓初現，美國全球戰略逐步完成了從“冷戰型”向“冷戰後型”的轉軌，並確立了面向新世紀的全球戰略的基本架構。這個轉變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擴展戰略”和1994年的“參與和擴展戰略”為起點，結束於1997年的“塑造—反應—準備”三位一體新戰略構想。面向新世紀的美國全球戰略，成為克林頓政府留給小布希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遺產，小布希政府的全球戰略將在這項遺產的基礎上發展下去。
張林宏
法學博士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
學海200205
藍色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