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這既是“冷戰”形成過程中的第一場熱戰，又是進入核時代後一場只使用常規武器的國際戰爭。它的爆發，引起美國對朝政策的急劇變化，在震驚和慌亂之餘，連續制定出一系列政策，並且全面捲入戰爭。本文就朝鮮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美國介入而又未敢擴大戰爭與其全球戰略的關係談談自己的看法。
在東亞，美蘇圍繞著雅爾達體系的執行進行交涉和爭奪。蘇聯控制著從大千群島、朝鮮北部到中國東北和蒙古；美國獨佔日本列島、菲律賓及其他太平洋島嶼，朝鮮南部與中國國民黨控制地區。由於美蘇雙方的注意力在歐洲，所以戰後初期的爭奪並不激烈。美國在歐洲地區的義務增加，限制著“冷戰”在東亞的實際推行。而在東亞諸問題中，對日和約尚未提上日程，朝鮮問題的交涉還限於談判桌上，中國內戰的前景還不明朗，蘇聯在東亞邊緣地區的勢力範圍之外影響有限，對美國利益難以構成威脅。同時，不包括在雅爾達體系之內的印支地區對雙方還是一個所謂的“灰色地帶”。在東亞美國對蘇聯遏制一時難以形成。於是美國視中國為可以抵抗來自太平洋威脅的第一道防線，其突出表現是在中國內戰中直接出兵幫蔣介石搶要點，先後占唐沽、天津、青島、北平等地，1945年底駐華美軍達113,000 人（注：A·C阿尼金《外交史》第5卷（上），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170頁。）。1945—1946 年向蔣政權提供30億美元以上的各種援助（注：《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2頁。）。1948年當蔣政府節節敗退時，美國當局看到：“（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真正的垮臺已經開始，美國的‘中國藍圖’已成為泡影”（注：《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世界知識出版社，第191頁。）。 於是拋棄中國而選擇日本作為其遠東政策的基石。美國對日政策開始轉變，“從戰爭初期的懲罰性步驟變為扶植日本成為西太平洋獨立的力量中心的措施”（注：《遏制：從1945到1950美國政策與戰略文件》，世界知識出版社，第30頁。），使日本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做出舉足輕重的貢獻。日本的復興並牢固地站在西方陣營一邊，為美國實現太平洋海島防禦圈的戰略構想奠定了基礎。1949年底美國政府為防止中國共產黨力量的擴大，1950年1月10 日艾奇遜在參院外委會上，正式提出在亞洲建立新月型防禦地帶的設想，這條弧形的防禦地帶從日本沿著中國周圍地區穿過東南亞到印度。（注：《劃線：美國東亞遏制政策和起源》，世界知識出版社， 第182頁。）1950年初艾奇遜在談及這條防禦線時強調其防禦的一面，並把臺灣和南朝鮮劃出防禦圈之外。
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3月美國提出把臺灣納入海島防禦圈的方案。對朝鮮的政策則一直舉棋不定。對美國而言，南朝鮮既缺乏它所需要的資源，又不處於重要的戰略位置。它雖然與南朝鮮簽訂了軍事條約，但多次在公開的政策講話中表示不能把朝鮮包括在美國的防禦圈內。這些表明美國“關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裏陷得過深，免得在錯誤時間和地點作戰”（注：馬修·邦克·李奇微《朝鮮戰爭》（中譯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頁。）。美國制定的關於朝鮮一旦爆發戰爭的應急方案也是迅速撤離朝鮮半島。但為什麼朝鮮戰爭爆發僅幾天，美國政府則完全放棄了以前精心策劃的政策全面介入戰爭呢？
美國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表明它全球戰略東移，而是更多地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為了顯示其抵抗共產主義的“決心”和“力量”。杜魯門多次強調，朝鮮的軍事行動是“俄國人的策略，是克里姆林宮破壞自由世界團結的計劃的一部分”（注：哈裏·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三聯書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頁、第476頁、第544頁、第123頁、第455—457頁、第527—529頁。）。戰爭爆發的第二天，美國國務院情報分析人員就得出結論：“北朝鮮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絕對不可能發動這場戰爭。”艾奇遜認為：“幾乎可以肯定，進攻是由蘇聯發動、支援和慫恿的。”（注：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第265頁、第266頁、第311頁。）並明確表示：“這是一次公開的、赤裸裸的對我們國際公認的南朝鮮保護者的地位的挑戰。我們不能讓一個蘇聯傀儡就在我們的防線火力圈以內征服這個重要地區，不能僅僅在安理會中說幾句話，表一下態而不作更多的反擊。看來我們必須下定決心使用武力。”（注：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第265頁、第266頁、第311頁。）可見美國介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遏制蘇聯策劃的全線進攻的第一步，向盟國和中立國表明美國的承諾在危急的時刻是經得起考驗的。
正是出於歐洲第一戰略的考慮，過多地擔心歐洲防務的安全，使美國對這時的世界形勢產生錯覺。一方面表現在對蘇聯的態度判斷失誤。朝鮮戰爭剛一爆發，美國從兩極對峙的“冷戰”觀念和68號文件準備大戰的戰略出發，斷定“進攻是蘇聯發動、支援和慫恿的，非武力不能加以制止”。並認為朝鮮戰爭是蘇聯共產主義在全球擴張的總戰略中的第一突破口。杜魯門的反映更加直接，“他擔心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回合”（注：約瑟夫·格登：《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在他們看來，戰爭雖然發生在朝鮮半島，而它的真正對手卻在莫斯科，所以在整個戰爭過程中，蘇聯的一舉一動都是至關重要的資訊。而美國的每一項決定幾乎都要首先研究蘇聯的動向和態度。正如美國著名的外交家查爾斯·波倫評論說：“我相信，NSC／68 號文件關於蘇聯目標的錯誤判斷，曾把艾奇遜等人在看待朝鮮戰爭的問題上引入歧途。”（注：馬修·邦克·李奇微《朝鮮戰爭》（中譯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頁。）再方面表現在對中國的態度判斷失誤。自美出兵臺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到美國越過“三八”線向中朝邊境推進，中國政府以多種形式提出抗議和警告，美始終未加重視。在他們看來，中國既無必要也無力量阻止美國統一朝鮮，中國並不具備干預朝鮮戰爭的實力和條件。因此，當周總理兩次會見印度大使巴尼克明確表示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進入北朝鮮，中國將派遣部隊參加的警告時，麥克阿瑟冷笑一下，聲稱這一威脅純屬嚇唬人，如果周恩來真有此意，就不會大肆宣揚了。（注：福雷波特·C·波格：《馬歇爾傳1945—1959》，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頁、第457頁。）
如果說美對蘇中態度判斷失誤與其全球戰略有關的話，那麼它未敢貿然擴大戰爭諸因素則無一不受美國全球戰略的制約。
首先，美國歐洲第一的全球戰略是朝鮮戰爭局部化的決定性因素。1951年6月杜魯門宣稱：“在這次戰爭中， 我始終不變的堅定信念證明，聯合國不允許侵略者以不良行為得到的成果據為己有。但是，我認為美國的真正敵人是克里姆林宮，而且不會忘記，只要這個敵人在幕後操縱，就不可能浪費美國的力量。”（注：[日]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朝鮮戰爭》（中冊），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811頁。）艾奇遜聲稱在朝鮮“我們正在同錯誤的對手交戰，我們打的是第二梯隊，而真正的敵人是蘇聯。”（注：哈裏·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三聯書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頁、第476頁、第544頁、第123頁、第455—457頁、第527—529頁。）他們擔心美國在亞洲陷入對中國的全面戰爭會嚴重削弱美駐西歐的軍事力量，“不僅將歐洲暴露在蘇聯軍隊面前，還可能在歐洲大陸美國兵力最薄弱時候引來一場攻擊。”（注：約翰·斯帕尼爾《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衝突和朝鮮戰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頁。）據美情報估計，蘇聯準備發動世界大戰的時間已從1954年提前到1952年；而中央情報局局長史密斯則指出：“蘇聯人或許並不希望現在有戰爭，但如果他們能把我們陷在亞洲，也未必不願意現在就有戰爭。”（注：哈裏·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三聯書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頁、第476頁、第544頁、第123頁、第455—457頁、第527—529頁。）如此時發生大戰對美是極其不利的，歐洲的重整軍備剛剛開始，難以抵禦蘇聯進攻，美國的兵力難以在東西兩線維持均衡的軍事部署。要確保西歐就必須在亞洲實行戰略退卻，收縮朝鮮的兵力，阻止戰爭的升級和擴大。可見在1950年和1951年，華盛頓經常不得不考慮這樣的問題，在遠東採取更加冒進的政策，會不會破壞那千辛萬苦在西方搞起來的防務聯盟。（注：福雷波特·C·波格：《馬歇爾傳1945—1959》，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頁、第457頁。）
其次，美國要實現其全球戰略，必須有其盟國尤其是英國的合作，所以盟國尤其是英國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美國的政策。
朝鮮戰爭爆發之初，英國對美國出兵干涉十分欣賞，認為朝鮮戰爭是蘇聯全球戰略的一部分，若成功必然鼓勵其進一步行動，從而打擊自由世界的威望和聲譽。所以在聯合軍中，英國投入其他地區的共產主義威脅”聯繫起來，擔心衝突一旦擴大，西方就有可能把戰略重心偏向東方，而使西歐沒有像樣的防禦力量。（注：Alan Bullok Ernest Berin.New York 1983 P.791.）1950年6月27 日英國外交部電告駐美大使，明確指出：“我國政策主要的基本的目標在於設法控制朝鮮的局勢，以避免發生全球性戰爭。”（注：F0371/84080 June 27. 1950 PublicRecord office（PRO）London.）當11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稱將使用“包括我們擁有的一切武器”時，英國下院展開了1945年以來的外交政策“最嚴重、最焦急、最負責”的一次辯論……邱吉爾在下院呼籲“聯合國應採取一切措施來避免同中國發生戰爭”（注：Foster·R·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N·Y 1972 P.107.）。艾德禮則匆匆飛往美國與杜魯門進行會談，艾德禮堅持西方在東方實行戰略收縮，集中精力加強西歐防務……強調共產主義的重要陣線在西方，必須盡可能地加強西方的實力，而決不採取任何導致削弱西方的行動。”（注：FRUS 1950 Vol·7 PP.1365—1366.）並直言不諱地告訴杜魯門不要轟炸中國，要設法避免和中國進行大戰，擴大戰爭對西方國家來說等於自殺。（注：F·威廉斯：《艾德禮首相戰時和戰後回憶錄》倫敦1967 年版，第237頁。）並聲稱，如果美國決定使用蔣介石軍隊擴大朝鮮戰爭的規模，英國將拒絕自己的部隊與國民黨部隊在一起與共產黨作戰。英國的這種態度迫使美國不得不認真考慮擴大戰爭的後果。正如艾奇遜所說：“英國是目前美國盟友中僅有的強國，是美國‘唯一可以依賴的真正盟友’，沒有英國的全力支援，北約就會成為一紙空文，美國的全球戰略就難以實現。”（注：Rosemary Foot: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koreanCrisis",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 1986 P.53.）
最後，對戰爭擴大到中國所造成的後果的憂慮。杜魯門認為中國出兵，並不是基於其本身的國內利益，而是迫于蘇聯的壓力。“如果我們決定將戰爭擴大到中國，我們就必須防備敵人的報復。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識形態上、在條約上都是同盟國。一旦我們進攻共產黨中國，那麼我們就必須預防俄國出面干涉。”（注：哈裏·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三聯書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頁、第476頁、第544頁、第123頁、第455—457頁、第527—529頁。）即使蘇聯不公開參戰，與中國交戰也將大大影響美國在一場全球性戰爭中戰勝蘇聯的能力。艾奇遜認為，把美國軍隊牽制在一個次要戰場上，只會符合蘇聯的利益，它可以放手在歐洲幹起來。布萊德雷更明確指出：“克里姆林宮感到高興的莫過於我們擴大朝鮮戰爭，把紅色中國也包括進去，這就需要增援部隊，特別是我們的海軍和空軍，而蘇聯在這場衝突中卻不必投入一兵一卒……與紅色中國打‘有限戰爭’，將會使我們投入過多的力量，增加我們的風險。”（注：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第265頁、第266頁、第311頁。）如果擴大戰爭，轟炸中國東北的基地，放蔣“出籠”，封鎖中國海岸或使用原子彈，不僅會促使中國不惜一切代價抗戰到底，使美重蹈日本的覆轍，而且這些行動本身存在諸多弊端。盟國尤其是英國在遠東有巨大的貿易，反對海上封鎖。中國領土廣闊，城市分散，大規模的轟炸難以湊效，幾乎找不到投擲原子彈的理想目標。至於“放蔣出籠”不僅在盟國之間造成分裂，而且蔣之部隊士氣低落，不堪一擊。不僅不會改變朝鮮戰場上的局勢，而且還會導致朝鮮問題複雜化。所以在杜魯門政府看來，戰爭擴大化既不能確保戰爭的勝利，也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
臨陣易將乃兵家之大忌，如果不是十分必要，美國政府是不會這樣做的。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們有必要瞭解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對朝鮮戰爭的分歧。
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到，杜魯門從美國全球戰略的角度出發，竭力主張“朝鮮戰爭局部化”，但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的主張與杜魯門政府的全球戰略勢不兩立。他指責政府“禁止轟炸鴨綠江橋的這個命令可算是我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強加于戰爭指揮官的一個最無法辯護和最不明智的決定”（注：《麥克阿瑟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頁、第288頁、第480頁、第296—297頁。）。1950年12月20日他致電參謀長聯席會議要求：封鎖中國海岸，廢除“臺灣中立化”政策，最大限度地在朝鮮利用國民黨軍隊，支援蔣介石侵犯華南，將侵朝戰爭擴大到中國大陸。（注：《麥克阿瑟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頁、第288頁、第480頁、第296—297頁。）對此杜魯門於1951年1月13日的回信中斷然拒絕， 並強調：“我將經常考慮到來自蘇聯的重大威脅，考慮到必須迅速擴充我們的武裝力量以應付這一巨大威脅。”（注：《麥克阿瑟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頁、第288頁、第480頁、第296—297頁。）強調當前美國的行動方針應該是團結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把戰爭限制在朝鮮境內。
1951年春夏之交，朝鮮戰爭在“三八”線一帶處於僵持狀態，雙方都很難向對方推進。杜魯門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朝鮮戰爭。3 月20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通告麥克阿瑟，說國務院正在草擬一項由總統發表的和平解決問題的聲明，要他提出建設。麥克阿瑟則竭力破壞杜魯門的和平努力，並於3月24 日發表了一個旨在阻止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公開聲明，大肆吹噓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強調制海權和制空權在現代化戰爭中的作用……再次鼓吹把軍事行動擴大到中國沿海地區和內陸基地。（注：《麥克阿瑟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頁、第288頁、第480頁、第296—297頁。）當這一聲明傳到華盛頓時，杜魯門氣憤地寫道：“麥克阿瑟已使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再也不能容忍他這種不服從領導的行為了。”“除了解除這位國家高級戰陣司令官的職權以外，我沒有別的選擇。”（注：哈裏·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三聯書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頁、第476頁、第544頁、第123頁、第455—457頁、第527—529頁。）
1951年4月5日麥克阿瑟寫給眾議員小約瑟夫·W ·馬丁的信在眾議院被讀，信中批評聯合國當前把重點放在歐洲而不是亞洲；攻擊杜魯門不利用國民黨軍隊的政策“是不符合邏輯的和違背傳統的”，再次要求在遠東進行一場打敗共產主義的全面戰爭。甚至斷言：“我們必須贏得勝利。除了勝利，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注：巴頓·伯恩斯坦：《杜魯門政府，一部文獻史》， 紐約1966年版，第445頁。）這使麥杜之間的矛盾已沒有迴旋餘地。1951年4月11 日杜魯門指示新聞秘書舉行緊急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我深感遺憾地得出結論，陸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在有關正式職守的問題上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援美國政府的政策和聯合國的政策。……因此，我免去麥克阿瑟的各項指揮權，並已任命李奇微準將接替他的職務。”（注：《美國總統公文彙編：哈裏·杜魯門》1951，華盛頓美國政府出版署1965年版，第222—223頁。）當天晚上，杜魯門發表演說，著重闡述了為什麼不允許朝鮮戰爭擴大成為一場全面戰爭的理由，並宣稱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可見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之爭實為歐洲第一與亞洲第一之爭。罷免麥克阿瑟保證了美國全球戰略的實行，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掃清一大障礙。此後，朝鮮戰爭向著有利於和談的方向發展。
車效梅
南開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藍色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