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認識集中體現在美陸軍1982年版《作戰綱要》 之中。該綱要確認， 指揮是戰鬥力的四大要素（機動、火力、防護、指揮）之一，“指揮是戰鬥力的關鍵要素。 指揮的作用是在戰鬥中明確目的，實施指導和激勵士氣” ，該綱要並沒有把指揮與控制加以區分，而是作為一個軍事術語使用， 如在“作戰指導”一章中講到：“指揮與控制就是行使指揮權， 以及計劃和指導戰役和戰鬥。其實質就是實行領導、定下決心、下達命令和監督作戰行動”。1984年頒發的美陸軍FM101-5野戰條令《參謀部組織與業務》 和美陸軍1986年版《作戰綱要》開始把“作戰指揮” 與“作戰控制”’作為兩個軍事術語提了出來，但仍然認為，指揮與控制“兩者是同義語”。美陸軍1982年版《作戰綱要》開始把協調列入作戰理論的基本原則之中，但是該綱要在論述中指出：“協調是整個部隊的行動高度統一的結果” ，協調僅作為一種行動結果而存在。
80年代中期， 美國陸軍中校波依德·哈利斯和提莫爾曼分別撰文對控制與協調的內涵及其與指揮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探討， 對控制與協調理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87年頒發的美陸軍FM22-103號野戰爭令《高層領導與指揮》 系統地闡述了指揮、控制、協調等概念及相互關係， 指出：“指揮是領導或指揮官用以闡明自己意圖和提供指導的、 達成預期效果的一種方法”，“控制是一種用來規定各種界限和確保整體性的方法。 控制的目的是克服部隊作戰中所固有的捉摸不定性。 控制作為一種方法，其作甲主要是充當指揮的補充和修正手段” ，“協調是控制的一大特徵。協調的重點應是各級部隊之間的那些能確保有關各方通力協作的活動”。
美陸軍1993年版《作戰綱要》 進一步闡述了“指揮”和“控制”的概念， 認為：“指揮就是指導。”“指揮有兩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即定下決心和領導”，“控制是戰鬥指揮所固有的。控制就是監視部隊效力狀態和發現不符合標準的偏差並予以糾正” ；並指出，作戰指揮， 作戰控制、戰術控制和支援是四種最常見的指揮關係，“聯合司令部和特種司令部的指揮官對所有隸屬和配屬的部隊行使作戰指 揮權。 這項廣泛的權力使得他們能夠行使各種職能，其中包括組建和使用司令部與部隊、 下達任務。指定目標和指揮為完成任務所需的軍事行動、 聯合訓練與後勤保障”，“下級聯合部隊指揮官和軍種部隊指揮官通常行使作戰控制權。 這種指揮關係可提供充分的權力，讓指揮官以他認為完成任務所需要的方式組建司令部和部隊，並加以使用。作戰控制通常不包括指揮後勤、行政、內部編成或部隊訓練的權力”，“戰術控制是對部隊的運動和機動進行為完成總任務與具體任務所需 要的詳細的而且一般是局部的指導和控制。 戰術控制權使得戰區最高司令部一級以下的指揮官能夠使用部隊和指導後勤部隊的戰術使用， 但他們無權改變組織結構或指導行政與後勤支援”。
對於“協調” 問題，美陸軍1986年版《作戰綱要》指出：“協調是指對戰場上的各種活動進行時間、 空間和目的方面的安排，以便在決定性的時間和地點產生最大限度的相對戰鬥力” ，“協調既是一種過程， 又是一種結果”。美陸軍1993年版《作戰綱要》也基本待這種觀點。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軍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協調機構和協調方法。
1994年8月， 美陸軍頒發了訓練與條令司令部第525-5號手冊，題為《21世紀部隊的作戰》 。該手冊反映了美陸軍對未來作戰的官方觀點，是對1993年版《作戰綱要》提出的“全維作戰”理論是最新發展。手冊認為： 在以知識為基礎的21世紀作戰中，指揮仍將是藝術與科學的結合； 未來作戰的模糊性和複雜性要求具備更高超的領導技能，要把關注的重點由部署部隊轉變到協調部隊行動效能的藝術上來。 該手冊提出了“陸軍作戰指揮系統” 的設想。該設想承認分層式與非分層式或互聯式的資訊處理體制將同時並存。 “陸軍作戰指揮系統”把即時敵我資訊綜合處理並顯示成數位化圖像， 形成一個以即時情況為基礎的作戰空間結構， 而不是一個由階段線、目標和作戰陣地等組成的刻板的戰場幾何圖形結構。 機動部隊、戰鬥支援部隊和戰鬥勤務支援部隊指揮官由共用的資訊橫向地聯繫在一起。 在未來作戰中，可以用分享戰場資訊的方法替代書面控制與協調措施或劃定作戰地域地理分 界線等傳統的實際控制與協調方式， 使控制與協調比以往更加即時、高效，以達成作戰力量的充分運用，形成部隊的整體行動能力。
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