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9日，美國國防部公布了代號為S36001秘密指令《信息對抗》，提出了“信息對抗”(informationoperation)概念，並重新確定了以往沿用的“信息戰”(informationwarfare)的含義。在該指令中，“信息戰”只被用來特指某一類“信息對抗”，其適用範圍大為縮小。該指令作為國防部迄今在信息戰領域頒布的最重要的指導性文件，不僅對美國今後發展信息戰能力作用深遠，而且對世界信息戰的研究也會產生重要影響。由於涉密原因，有關該指令的報告甚少，而目前國內對於該指令有種種推測。鑒於上述情況，我們依據有關資料就該指令的公布背景和部分內容進行討論，並據此分析該指令對美國信息戰發展的影響，希望對理解該指令有所幫助。
在美國，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提出信息戰概念，但是限於當時社會、經濟條件以及技術發展水平，對資訊戰的認識只停留在設想階段，有關的理論和觀點很不 90年代，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社會資訊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信息優勢的威力在海灣戰爭中的充分展示，以及美國軍事理論發展的需要，美國各界興起研究信息戰理論的熱潮。然而，對於什麼是信息戰還是只是智者見智，眾說紛紜，國防部範圍內就曾出現空軍、陸軍、國防大學各自的信息戰定義，軍內外以個人 義更是舉不勝舉。1992年國防部分布了絕密的《信息戰》指令(DODDirectiveTS36001)，正式提出了信息戰的概念。而作為絕密文件，只有少數國防部上層官員才能了解，因此其影響範圍極為有限，沒能結束信息戰理論界對於信息戰概念和定義的爭論。另外，它作為早期提出的一般指南性文件，隨著信息戰研究的不斷深入，內容已顯過時。
缺乏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權威定義將無法平息概念上的爭論，無休止的爭論將造成理論上的混亂，而理論界混亂必將影響美國信息戰能力的順利發展，為此，客觀上需要國防部提出一個具有權威性並被各方都能接受的概念框架，推進信息戰的發展。
1994年1月出版的《國防部長年度報告》中就指出：“ ……信息戰的作用在於增加獲勝把握的同時使傷亡和附帶破壞減至最小。”聯合參謀部1996出版的文件《維護和平的戰略：戰爭中的利刃》中提到：“信息戰應用於一切規模戰爭中的所有軍事行動。這綜合利用為一種國家力量，可通過制止危機和推遲或終止使用武力而形成威懾。”美軍的一位高級官員也曾說：“信息戰能進入敵方的決策環路，並改變其信念，從而使敵方在決定挑起沖突之前就將深刻意識到自己將失敗。”由此可見，美國進行信息戰的意圖不只是在戰爭中通過毀傷對手而達到目的，而且試圖通過構成威懾、不經過大規模的流血對抗達到目的，實現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而要形成威懾，則必須在平時和危機爆發前就採取相應的行動。但美國在平時就採取“戰爭”行為，很容易引起對手的警覺。鑒此，美國防部認為不適合把這類行動稱為一種“戰爭”(warfare)行為，需用一個更恰當的詞表示。
美國防部和其他部門通過研究發現：在迅速發展的美國國家信息基礎設施中，軍用信息基礎設施、民用信息基礎設施之間的界限已變得越來越模糊。1996年國防信息系統局經調查發現，國防部95％的電信業務需依靠民用系統完成。美國聯合安全委員會(JointSecurityCommission)早在1994年就曾指出：“如果敵方不是攻擊我們的軍事系統和數據庫，而是攻擊沒有防護的民用基礎設施，將對經濟和其他方面產生毀滅性的影響。”1995年2月頒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出：“實際上，我們面臨的安全威脅不僅在軍事方面，還表現在對我們軍用和民用信息系統入侵的隱患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嚴重的威脅上。這種威脅正在表現出來。”
由此可見，在社會信息化程度很高的美國，民用信息基礎設施承擔著民用、軍用雙重任務，其安全已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頭等大事”。由於目前美國國防部所屬的信息基礎設施(DII)不足美國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II)的5％，僅保護國防部所管轄的信息基礎設施是無法達到抵禦信息戰襲擊的目的的，因此美國國防部無法單獨承擔維護整個美國信息安全的職責。
此外，由於信息戰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在平時和危機爆發初期採取行動以形成威懾，顯然，這類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不只屬於軍事行動範圍，已超出了國防部的職權。實施這類行動不僅需要國家最高當局的批准，也需要其他政府部門的參與和通力協作。
信息戰的另一個領域是“新聞戰”。由於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對戰場的實況報道，特別是近實時的對衝突圖象的描述，將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對戰爭中死亡和破壞的強烈震驚，有可能被敵方利用，從而改變戰爭的進程。因此美國必須進行“新聞戰”，以傳播有利於自身的信息。顯然，控制新聞媒體也已超趙了國防部的職能。
綜上所述，美國軍方認為，僅靠國防部一家是無法完全承擔信息戰行動的，國防部必須考慮如何與其他部門乃至私營部門協同實施信息戰。信息戰已不是國防部的“獨家專利”，已超出國防部範圍。然而，國防部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門和企業界，對“戰”(warfare)這一字眼十分敏感，不希望總是被牽扯進與“戰”有關的行動中。這種心理不僅影響了其他政府部門和企業界參與資訊戰活動的積極性，而且嚴重阻礙國防部與其他政府部門協調信息戰活動。國防部鑒於這一事實，為爭取政府其他部門和企業界對信息戰的支持，不得不考慮放棄使用“戰”(warfare)這個術語，而代之以敏感性較弱的“對抗”(operation)。
基於上述考慮，美國防部遵循以下三條原則對1992年頒布的絕密的《信息戰指令》(DODDirec-tiveTS3600.1)進行了修訂：
修訂後的《信息對抗》指令於1996年12月經C3I助理國防部長批准正式頒布。
與以往的信息戰文件不同，該指令啟用“信息對抗”取代“信息戰”作為核心概念。“信息對抗”的定義為：“在任何時候，為影響敵方的信息和信息系統，同時保護己方信息與信息系統所採取的各種行動。”在“信息對抗”定義的基礎上對信息戰的重新定義是：“在危機或沖突期間，為達到或支持某些特定目標，針對一個或多個特定的敵方所進行的‘信息對抗’。”顯然，信息戰僅是“信息對抗”下的一個概念子集，其含義已趨向於指揮控制戰，兩者的區別僅在於後者的作戰目標限定在指揮控制系統及其能力上。
美國防部有關人士稱：“‘信息對抗’的目的是通過威懾制止沖突，保護國防部的信息和信息系統。只有在威懾失敗時，才用以實現對抗敵方的特定目標。”很明顯，新指令中強調了“信息對抗”能“消除危機”的作用。
“信息保證”(Informationassur-ance)—這個最初由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提出的概念已被政府其他部門和工業界廣泛接受。該指令對“信息保證”的定義為：“通過確保信息和信息系統的可用性、完整性、可驗證性、保密性和不可抵賴性來保護信息和信息系統的信息對抗行動。這包括綜合利用保護、探測和反應能力恢複系統的功能。”該指令通過在“信息對抗”基礎上對“信息保證”的再次定義，強調了國防部對信息保護問題的關注和參與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安全工作的積極性。
該指令承認，在面臨著新挑戰的情況下，國防部雖然在“信息保證”領域的工作成就可能領先於其他政府部門，但還必須開展一項超過政府範圍並包括私營部門在內的易毀性評估和應急反應計劃。政府部門之間以及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協作不能只限於危機期間，必須是日常性的。
國防部有關人士指出，作為“信息對抗”概念一部分的“信息保證”為上述思路提供了一個整體性指南。各方面應以團隊方式職合起來，不僅保護國防部和政府的信息基礎設施，也要保護民間的私利益。可見，美國防部希望借助“信息保證”概念促進並積極參與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包括軍用、民用、政府、私營等部分)的安全防護工作。
該指令把那些需要經過特別審查和批准的“信息對抗”活動稱作“敏感信息對抗”(Sensitiveinfor-mationoperations)，並認為，“敏感信息對抗”即可是進攻性的也可是防禦性的。由於這類行動涉及複雜的法律和政府問題，因此需要國防部長的批准、部際間的協作，甚至國家層次的協調。目前，雖然“敏感信息對抗”概念還在形成中，具體內容也正制定，但批准機制已經存在，例如美軍當年在海地實施的心理對抗活動都經過了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Secu-rityCouncil)的批准。
該指令指出，隨著信息戰的發展，“人”已成為信息系統的關鍵要素，“信息對抗”的目的之一就是形成特定的環境以影響決策，而憑借信息系統的信息作出決策的正是“人”。因此，在“信息對抗”中“心理對抗” (psychologicaloperations)具有重要地位，其作用在索馬裏、海地、盧旺達和波黑等緊急行動中已得到驗證，並被高度評價為“最靈活的首選威懾方式”。其關鍵就是通過應用先進信息技術對世界輿論和潛在敵方領導施加影響以形成威懾，從而消除危機。
美國為充當世界警察，經常要對其他國家採取軍事行動，特別注重在“信息對抗”中發揮“民事”與“公共事物”活動的作用。
所謂“公共事物”就是指國防部各部門針對公眾所開展的新聞宣傳與加強軍民關系的活動。該指令認為，協調好“公共事物”與“信息對抗”計劃的關系可確保“公共事物”支持指揮官的行動目標。關鍵是為國內外公眾提供及時、准確的信息。
所謂“民事”是指美軍與其占領地(國)政府、居民之間的關系。指令認為，在“信息對抗”中可利用“民事”活動影響或控制當地的基礎設施來支持“信息對抗”目標。“民事”活動由於涉及與當地重要組織和個人的關系，因此在“信息對抗”中的作用尤為重要。
美國防部通過提出“信息對抗”概念找到了能被其他部門接收的術語，消除了其他政府部門想與“戰”劃清界限的顧慮。在“信息對抗”概念下，國防部更容易與其他政府部門和企業界協調工作，以及將以“信息對抗”名義制定的政策和計劃守銓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在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安全工作中更加積極地發揮作用。
“信息對抗”概念的提出，表明美國國防部不僅准備打贏“危機和沖突時期的信息戰”，更強調在平時和危機爆發前運用“媒體戰”、“心理對抗”等“信息對抗”手段形成信息威懾，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指令頒布後，參聯會根據“信息對抗”的概念制定了代號為JointPub3- 13的《聯合信息戰條令》(草稿)，特別強調了部際間的協作；C3I助理國防部長正領導制定一項《信息對抗主計劃(informationoperationsmasterplan)》，其重點是“信息保證”。
國防部和三軍都根據新指令的要求調整現有信息戰機構的職能，將這些機構的業務範圍從信息戰擴展到包括一切“信息對抗”活動。此外，作為“聯合作戰能力評估”(JointWarfightingCapabilitiesAssessments)任務的一部分，聯合參謀部與各聯合司令部和軍種正一起考慮如何按“信息對抗”的要求重新調整組織機構。據悉，國防部C3I助理國防部長辦公室正在進行改組。
國防部在繼續發展自身的易毀性評估和應急反應能力的同時，根據“信息保證”的範圍已超出國防部、超出政府的特點，與政府其他部門和企業界共同承擔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工作，特別是作為《保護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總統委員會》的成員，國防部在制定和貫徹該委員會有關政策的過程中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該委員會經一年多的工作，於1997年10月13日向克林頓總統提交了一份題為《關鍵的基礎—保護美國基礎設施》的報告。該報告指出：“目前雖然尚未發現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面臨著計算機襲擊危害的證據，但利用基礎設施脆弱性的能力正在迅速蔓延。”為此，該委員會提出多項建議，重點是加強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界在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方面的協作和通過立法、技術開發、增加關鍵基礎設施安全投資(建議從1998財年的25億美元逐年增加到2004年的10億美元)等措施來確保美國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
“心理對抗”行動和技術作為在“信息對抗”中有形成信息威懾，甚至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目的重要途徑，已受到美國防部的高度重視，並採取實際步驟開發。1997年10月底，美國防部所屬軍事情報局在馬裏蘭州首次組織一些人類學家、社會科學家、藝術家和音樂家開展研討。討論的核心問題是領導方式及其對公眾的影響，特別是如何預測某個領導人在緊急情況下將可能採取的行為。專家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設想，例如，通過控制、加工敵方領導人的圖象和講話，逼真地模仿其一言一行；通過電視屏幕上的實況報告對觀眾催眠。有的專家聲稱，已具有對人腦和心髒的電子脈沖進行遙感的能力，這使得開發分析人決策行為的工具成為可能。還有專家正在研究如何用圖象表示人的情緒，這也許為將來探測甚至控制人的情緒提供了基礎。軍事情報局的官員說，討論中提出的想法的實用性雖然現在還不清楚，但也許將來某一天將在信息戰戰役中呈現出來。
美國使用“信息對抗”名稱的意圖之一，就是強調在危機前甚至在和平時期開展“信息對抗”，這實際上就是發生在危機前與和平時期的信息戰。因此，不要認為信息戰只發生在戰時，要提高警惕，增強平時“資訊對抗”的觀念和能力。
隨著信息網絡的發展和信息系統互聯性的日益增強，民用信息系統的安全與否將直接影響軍用信息系統的安全。美國防部正是看准了這一點，在強化軍用信息系統安全的同時，積極參與民用信息系統的安全工作。我國社會信息化程度正在迅速提高，軍隊、政府與企業三者的信息網絡之間的互聯性日益增強，因此我軍在發展信息戰能力(特別是在防禦信息戰方面)時，應強調動員各方面的力量，互相協作，打一場“人民信息戰”。
先進的軍事理論可以促進戰鬥力的形成與發展，反之將起阻礙作用。美國防部提出了“信息對抗”概念，結束了理論界長期的爭論，使美軍信息戰能力開始加速發展。目前，我國正處在信息戰理論形成期，理論界對於信息戰概念還有多種觀點，適當的理論爭論有利於信息戰理論的形成，但過度的爭論也可能產生負面效應。為此，建議我軍有關部門盡早提出權威性的信息戰概念體系，以統一認識，指導我國信息戰能力的發展。
信息戰技術是信息戰能力的主要體現，是形成資訊威懾的重要基礎。加速開發我國信息戰技術裝備，逐步形成我軍信息戰戰鬥力已成為共識。美國信息戰技術居世界領先地位，完全按照美國的技術發展途徑追趕，將處於被動狀態，可取的途徑就是開闊思路，找准關鍵，特別是在以下兩個方面有所加強：
孫宇軍 李體然
關鍵字 資訊戰 資訊對抗 指令 美國防部